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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德谦:中国旅游70年:行为、决策与学科发展(四)

三、旅游管理与学科研究70年:从勃兴到日趋成熟  3. 后期(世纪之交-2019):新世纪旅游研究取得新成绩  从年份而言,所谓“新世纪”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的本世纪(另一种主张是从2001年开始)。而“世纪之交”,人们却往往用于指代新世纪到来的前后几年。拙文这里之所以要把模糊用法的“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线,而不把某个年份的起始作为分界线,最主要的,是不想把渐变的事物用12月31日...

  (接上)

  三、旅游管理与学科研究70年:从勃兴到日趋成熟

  3. 后期(世纪之交-2019):新世纪旅游研究取得新成绩

  从年份而言,所谓“新世纪”应该是从2000年开始的本世纪(另一种主张是从2001年开始)。而“世纪之交”,人们却往往用于指代新世纪到来的前后几年。拙文这里之所以要把模糊用法的“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线,而不把某个年份的起始作为分界线,最主要的,是不想把渐变的事物用12月31日午夜与元月1日凌晨的“0:00”来截然分开。即使有一个标志性事件在那天出现,那事件的酝酿也应该有一段颇长的日子;它的作用和影响也得有一些颇长的日子才能够扩散,更何况对于旅游业而言,在那一天也没有标志性的事件,所以这里就把2000年前后的那几年都算上了,故意用“世纪之交”来指代那颇长的几年。

  (1)宏观研究与宏观调控。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我国的继续深化,政府部门的旅游管理的决策也更加多样化起来,不仅更多地吸收了旅游研究的成果,也从过去曾过多地介入微观管理,逐渐转化为更多地偏重于顶层设计,从而也为我国旅游产业和旅游事业拓展出了广阔的空间,为旅游研究拓展出了广阔的空间。下面所要列举的,就是从世纪之交到2019年最让人关注的一部分决策选择,或者应该说,这也是决策者对旅游发展进行了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后的收获。

  ①1993年以来的旅游标准化建设。在现代社会生活中,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了标准化对规范生产活动,规范市场行为等的最佳效果,以及它能够起到的行政管理无法替代的作用。中国的旅游标准化工作,从1993年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布的《旅游涉外饭店星级的划分与评定》起步,以及1999年《旅游区(点)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的颁布,至今有关旅游的各种“标准”(包括不同名称的“规范”“指南”“通则”等)已经发展得很有规模,目前积极发挥作用的有关旅游的国家标准和旅游行业标准,已达数十个之多。全国旅游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与国家旅游主管部门的密切配合,及其不断地深入实际,在需要规范的领域展开工作,不仅标志着我国的旅游标准化工作正在不断地向旅游产业的关键领域和新兴领域延伸,并且已经在旅游服务规范方面发挥了巨大的效益,如现在人们瞩目的星级饭店和星级景区的降级和摘牌,就是《旅游饭店星级的划分及评定》《旅游景区质量等级的划分与评定》正在为保护消费者权益发挥着它的作用。如果就研究的角度来认识,有关旅游标准化的研究,也是旅游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②1998年开始启动的“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1949年后,在中国行政管理分工中,国家和地方旅游局都是一个后起的部门,旅游活动所涉及的职责,大多分配给了早期成立的其他部门。为了促进城市旅游业的发展,从而带动整个旅游业的快速发展,国家旅游主管方面决定以“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方式来带动全国各个城市旅游环境与旅游服务的提升。经过1995-1998年的积极筹备,终于在1998年,经国务院同意,成立了创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指导委员会,“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创建工作正式启动。截至2012年的统计,已有370座城市成功地完成了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的创建。无疑地,它不仅在改善城市环境、提高旅游服务质量上发挥了其他产业政策难以发挥的作用,也在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市民生活质量、促进就业、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方面,成为了对城市主管方面的一次重要推动。

  ③2011年“中国旅游日”的设立。受国家旅游局在中国举办世界旅游日活动的影响,民间百姓于是产生了设立 “中国旅游日”的愿望。2008年6月,国家旅游局召集在京学者一起听取了此前向国家旅游局呈报设立“中国旅游日”建议的江苏和浙江同志的汇报,就“中国旅游日”的设立进行论证讨论。出席会议的专家一致认为,设立“中国旅游日”是一个可取的建议。专家意见经媒体广泛传播后,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反应。接着国家旅游局与浙江省的局省紧密合作机制备忘录的签署;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中国旅游日座谈会”的召开;两会期间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提案;国务院的《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对“中国旅游日”的肯定;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征集旅游日的日期方案,征求节日徽标和口号……终于为“中国旅游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2011年3月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决议,正式确定了每年5月19日为“中国旅游日”。这个由民间创意,民间推动的自下而上的科学决策,不仅为中国旅游者增添了一个节日,也为旅游工作者开创了一个节日,它的设立不仅将为旅游者带来更的欢乐,也将不断地加深各级官员和全社会对旅游的认识。

  ④201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的制定。由于旅游产业涉及部门多、链条长、覆盖广,只借助法规政策是很难给以有效的规制的,加之我国居民旅游活动的增多,所以更迫切需要旅游基本法来进行规制。但是,由于此前旅游管理部门对旅游立法思路尚不十分清晰,多停留在几十年前的旅游管理法的认识上,故未能被纳入立法程序(王小润和刘德谦,2009),经过了将近20年的等待和思路的调整,中国第一部关于居民旅游生活的法律,终于在2013年4月经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发布。该法共有10章112条;除总则、附则之外,分别对旅游者、旅游规划和促进、旅游经营、旅游服务合同、旅游安全、旅游监督管理、旅游纠纷处理、法律责任等方面做出了规定,涵盖了行政法、经济法、民法的内容,这就为后来全国旅游的规制和管理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⑤新世纪重要的宏观调控。经过多年实践,政府的旅游决策已经逐渐改变了当初“一事一对策”的决策办法,尤其是经过前已述及的《旅游经济发展战略》的启示,国家和旅游主管部门的旅游决策更从微观管理的具体事务中摆脱了出来,比如进入21世纪的这些重要的宏观调控,便充分显示出决策在科学研究上“顶层设计”的高度。一是,国务院分别于2009年12月和2014年8月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和《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这两个文件正赶在“十二五”和“十三五”的两个五年计划之前发布,显然这就是国家在总结当时旅游的发展经验时所考虑的改进和对未来的两个五年计划期间有关旅游业发展的思路和部署。二是,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旅游休闲需求,促进旅游休闲产业健康发展,根据《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旅游业的意见》,由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为旅游与休闲的结合以及国民休闲在全国的逐步落实创造了极为可取的条件。三是,2018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促进全域旅游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是在“全域旅游”发展的关键阶段为推动全域旅游在全国更有力有序的发展所做的一次指导,以期通过对全域旅游的提倡,将一定区域作为完整旅游目的地,以旅游业为优势产业,统一规划布局,加强综合管理,以使我国的现代旅游也能够好满足国内外旅游消费需求。四是,2019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激发文化和旅游消费潜力的意见》,作为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的一个组成部分,该文件确实有着宏观部署的高度,且每条条文后面对落实部、委、办的指定,就像此前几个相类文件一样,就大大增加了政策的执行力。如此等等,也都可以发现旅游研究对国家有关决策的直接间接地助力和推动。

  ⑥发展旅游学科的具体举措。作为一般规律,一门学科在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外,也与这个国家对人才培养,对学术的关切有着紧密的联系。一是,进入21世纪,国家旅游局更加注意了对社会智力资源的利用,多年来不断地以委托、招标、资助的办法,进行着一些重要旅游课题的研究,并以正式出版《旅游科研课题成果精选》(2008)、《旅游科研课题成果精选续编》(2009)等的方式,实现其研究成果与全社会共享。二是,为引导更多更好的旅游学术资源为中国旅游产业和国家宏观战略服务,2009年国家旅游局又面向全国旅游高等院校、科研机构、政府部门及符合课题相关资质的企事业单位开展了更具规模的旅游科研立项工作;同时,为调动和发挥全国旅游科学工作者开展基础科学研究的实践性和创造性,国家旅游局每年还安排了针对优秀研究成果的评奖。三是,为贯彻《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等的有关精神,加强旅游专业人才培养,国家旅游局还决定了自2015年开始实施“万名旅游英才计划”,其中三年共遴选资助300个项目团队,共惠及不少于1200人。四是,甚至国家旅游局的局领导,也亲自主持了一些有助于学科建设的课题。如2012年出版的《中国旅游大辞典》、2013年出版的《中国旅游大辞典(简明版)》、2019年《当代旅游学》,都是当时局领导发起主编,动员不少学人,最后集合大家智慧的规模化的超前工作。

  (2)对旅游学科研究的小结。在我国70年的发展中,如果从开始出现研究气氛的日子开始,我国的旅游学科研究,迄今已经有了40年。这40年的研究是成绩斐然的。如果在我国“百度”引擎上搜索以“旅游”为题的页面,相关结果约100,000,000个;如果借助的是“搜狗搜索”,找到约56,483,464条相关结果。而在作为我国文献库的“中国知网”,其所汇集的报纸、杂志、会议文集、硕博学位论文和标准等的旅游文献,其数量也高达80多万份,由此可见我国有关旅游研究目前所具有的规模。

  在我国旅游学界,不少研究者不仅研究“旅游管理”,研究“旅游”学科,同时也注意到了对这些旅游“研究”的“研究”。所以,这些年来也出现了不少从不同时期、不同范畴、不同视角等方面去研究这些研究的不同论著。自然了,其领悟和判断更是各不相同。可是,或者是因为资料的浩瀚,或者是因为人力的不足,迄今仍然没有一个学术机构或组织就70年旅游研究做出过全面深入细致的总结,当然个体的力量就更难达到了。不过,可取的是,正是因为这些论者的分析有着时期、范畴、视角、领悟、判断等的差异,或者就在百家之言的差异中,人们更能从互相参照的比较和融汇中获得更多有益于认识和收获。

  经过20世纪最后十年和新世纪的发展,据研究者的搜索和统计,关注旅游的专业学术期刊现在已经发展到了100种以上,旅游专业的学术期刊至少也有6种,除了最早创刊的《旅游学刊》外,《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也专门出刊了“旅游版”,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和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两校的学报也分别更名为《旅游科学》和《旅游论坛》扩大发行,原《昆明大学学报》也改刊《旅游研究》正式出版了创刊号,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又创刊了《中国生态旅游》……如此等等,也就为研究者的研究成果创造了更多的传播和交流的机会。

  在张凌云等(2013)的研究中,就列举了2003-2012年10年间100家学术期刊刊出的旅游论文数量的比较。下面的表4就是对其“Top100刊载旅游学术论文期刊”的节选。在论文载体方面,这10年发表旅游学术论文最多的第一梯队,只有《旅游学刊》一种(发表论文1944篇);而第二梯队(发表旅游论文500-681篇的),则共有《特区经济》等5种;第三梯队(发表旅游论文100-495篇的),则共有《人文地理》《旅游科学》等17种;第四梯队(发表旅游论文55-98篇的),则共有《思想战线》《地理科学》《广西民族大学学报》等28种。由此可见我国学界和学术媒体对旅游研究的广泛关注。



  基于该篇论文认为“论文作者是旅游学术共同体的核心”,所以该文作者们在分析了学术共同体之后,又将作者和作者单位结合起来论析。大多是现在旅游学界耳熟能详的学人。在这统计的10年里,这些名列前茅的50位作者中,每人至少也有17篇署名论文发表。表5中的“频次”是其署名发表的论文数,“得分”是减去其他共同署名作者的工作量后的“实际”贡献量。如果与将这50人(或原表的100人)的工作单位与该文“Top 100 旅游院校和科研机构”对照,则这些学人的所在单位也大多是全国旅游学术共同体中最得力的部门。



  关于诸多作者的论文在学界和社会的影响力,牛玉等(2014)从《中国知网》的“下载频次”和“被引频次”等因子讨论了这个问题。在该文评选出的41篇文章中,被引次数最低的,至少也是236次,而被引次数在四五百次也不少。也许有的研究者在对前人文献的搜索中,没能就近找到纸质刊物,以致不得不通过“中国知网”下载文献来使用,从其下载量来看,不难发现,这些领域的研究者,大约都有一两千人之多。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最具影响力的研究论文,其中来自《旅游学刊》就约占50%。而另据王柱和李晓东(2013)对“万方”数据库和“中国知网”数据库的论文统计结果发现,“《旅游学刊》作为旅游学术界影响力最大的期刊,发表了大量有关旅游经济类的文章,占四种期刊总数的63%”。“四种期刊”指《旅游学刊》《旅游科学》《旅游论坛》和《旅游研究》四家由高等旅游院校主办的、均为在旅游研究界深有影响的旅游专业期刊。正是《旅游学刊》具有较高的代表性,汪德根等(2018)在研究从1996-2016年30年中我国旅游研究的特征和趋势时,才从浩如烟海的文献中选择《旅游学刊》的3327篇文献作为样本(不包括该刊的学术会议类、主题讨论类、笔谈类以及增刊类等文章),借以发现三个十年中国旅游研究之总体轮廓(表7)。



  表7中,作者将此前研究者的研究划分为“理论与方法”“旅游管理”“旅游资源开发与评价”“旅游教育与培训”等9个领域,其下又分概念体系、理论体系、方法与模型等30个主要内容,再通过对三个“10年”的具体分析,从而找出每一个“10年”中30个主要内容的代表人物(由于某几个研究内容在“10年”中没有发现代表人物,所以只选出了85位),由是可见中国旅游研究之一斑。

  由本文上面所选用的几位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列举的我国刊载旅游研究成果最多的50家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做多的五十位研究者,研究成果最显著的50所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41篇强影响力的旅游文献,旅游研究9个领域30个主要内容在三个“10年”中具有代表性的85位学人,在总体上,确实已经可以看出这些年来中国旅游科学研究的总体面目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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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经济管理》,2019年第12期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