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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旅游管理与学科研究70年：从勃兴到日趋成熟
1. 关于旅游研究的分期
对事物的发展，人们往往习惯于用分期的办法去分析其变化。但是，对如何分期，却又各说不一。原因是事物的历史演进往往是极为复杂的，尤其是在分期的标志性事件(或标志物)并不显著，或者人们对其主线的选择有所差异的时候。对于人口众多、地域广袤、地域差异突出并进程多变的社会现象，其情况就更是如此。因此，对于我国新兴的旅游学科研究，发生对分期的认识各持所见的现象，也就是十分自然的了。所以说，对我国的现代旅游研究，如何分期来研究也就值得考虑的了。应该说，我国的现代旅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是跟我国旅游的发展基本同步的，但是，二者之间既有相互吻合的时候，也有难以吻合的时候。为了便于认识，也便于叙述，本文这里姑且试着对它进行一次分期。不过，基于其在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繁荣程度上表现的差异，所以只好做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和繁荣程度三种不同的划分。也正是基于上面提及的发展中标志性事件有时并不明显，或者人们对其主线的选择有所差异，再加上其过渡时期的长短有异(就好像黑白之间的灰色地带一样)，所以这种划分也就不可能是一刀切的。
从研究内容上来看，可以用1979年和1993年作为分界线，把1949-2019年的70年分为三个时期：预备期(1949-1979年)、前期(1979-1993年)和后期(1993-2019年)。后二者应该以1993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旅游局关于积极发展国内旅游业意见的通知》为标志。从此，对国内旅游的研究才开始在旅游的研究中多了起来，国内旅游才从不多民间研究者的呼声，变成更多学者关注的内容，变成官民共同关注的对象，多数研究者也才从“增加外汇收入，促进各国人民之间友好往来”的国家目标的产业格局中走出来。尤其是2006年，就在2005年国家旅游局的旅游工作会上刚刚把今后“三大市场”战略积极地调整成了“大力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全面提升国内旅游”后，全国的“十一五”规划纲要却又更进一步把新五年旅游产业的主要任务规定为“全面发展国内旅游，积极发展入境旅游，规范发展出境旅游”。这个把国内旅游放在中国旅游发展第一要务的定位，从而扭转了我国部分学人此前对国内旅游的疏忽，也从而使我国对国内旅游的研究数量和质量都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可以把1979年和世纪之交作为分界线，也大致把70年分为三个时期：预备期(1949-1979年)、前期(1979年至世纪之交)和后期(世纪之交至今)。应该说，“世纪之交”在这里是一个标志体不太清晰的分界。在这之前的20世纪，我国的旅游研究以定性研究的成果较为突出，21世纪的旅游研究以定量研究的成果较为突出。如果一定要说说其中的不足之处，那么可以说，前者的不足，是经验性的归纳多了一些，新研究方法的运用少了一些;而后一阶段的研究往往过于偏重于技术与方法，但却对研究对象的总体认知上和总体把握上有所欠缺。
从繁荣的程度上来看，大致可以用1979年、世纪之交和2011年作为分界线把70年分为四个时期。除了前30年的“预备期”(1949-1979年)之外，可先将其分为“前期”(1979年至世纪之交)和“后期”(世纪之交至今)。其“后期”又可分为“后前期”(世纪之交至2011年)和“近期”(2011-2019年)。在“前期”，由于我国旅游发展对旅游研究的需要和推动，这时，研究者、研究活动与研究成果的不断涌现，旅游学会也纷纷成立。这是一个改革开放思潮带动生命力旺盛的研究活跃期。在“后前期”，一方面是随着旅游高等教育的拓展，和旅游学科在“学科目录”中的确立，学界对旅游研究的成果数量、涉及范围和深入程度，都得到了空前发展，除了年度研究论文高速增长外，来自大专院校的成果所占比重也大大增加;另一方面，为配合1999年民政部有关社会团体的清理整顿工作，国家旅游主管部门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指示各个省市自治区的旅游学会归并到当地的旅游协会等办法(变相地“取缔”了各地的旅游学会)，从而使得来自社会的研究明显减弱。“近期”(2011-2019年)，由于国家对“以人为本”理念的贯彻，全国的学术研究开始了新的活跃，各种各类的旅游研讨会不断地召开，自媒体的交流和旅游研究的非组织性的研究共同体也逐渐地多了起来，我国旅游研究出现了一种空前的活跃态势。
基于上述三个角度的分期存在的必然交叉，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避免流于“一刀切”的简单粗暴，下面只好采取有所交叉的“三期”划分方法来给以论述。
2. 预备期与前期(1949-世纪之交)：从管理到学科
我国旅游的发展不仅得益于需求因素导致的市场驱动，更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得益于政府的宏观管理。熟悉市场经济的萨缪尔森(2004)在其著作里也说到，“作为经济学家我们应该超脱党派纷争来考察政府的作用——政府在混合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从预备期到前期，由于旅游业在我国一直被政府认为是“扩大对外政治影响”的民间外交，是“为国家吸取自由外汇”与“货币回笼”的经济事业，所以对此一直是特别关切的。据对有关资料的粗略分析，1949年迄今，我国为旅游业的管理出台的政策和规范性文件至少也有410余件之多。发展旅游业，除了政策文件外，更离不开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的执行，于是人才的培养被同时提上重要日程。而办学和培训都得有实操的准备，这自然就催生了中国的旅游学科。
(1) 预备期(1949-1979)：对旅游的潜在研究
此一时期，是中国旅游以接待少数入境旅游者为重点的时期。应该说，在这时期，国家的有关决策部门已经对旅游的部分功能有了较深的认识，所以才选择了以能够“扩大对外政治影响”“为国家吸取自由外汇”的入境旅游作为发展的目标。同时也由于此时的旅游业是外事部门乃至国务院直管的行业，有关部门虽然在决策时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研究的成果却是以政策和措施来体现的(并没有以研究的成果的形式向外扩散)，也没有大规模发展旅游的安排，社会上也很少有学者介入其中的研究。
在国内旅游方面，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没有将旅游业列入其中，不过居民的国内旅游仍然继续进行着。尽管这时没有积极提倡国内居民的旅游，但从《旅行杂志》1949年后的政治转向和中国青年出版社《旅行家》杂志的创刊来看，也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旅游的正面教化作用的肯定。而《旅行家》所载的游记之所以能够得以发表，也在于它的作者有着自身对于旅游的体验或研究。
所以说，虽然此一时期没有著名的旅游研究论著出现，但是从上述的旅游实践来看，人们对旅游的潜在研究显然是一直没有停止的。
(2) 前期(1979-世纪之交)：从对学科的关注到初步成长
①旅游学科建设的开端。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是我国旅游学科建设的初始期。这时期，政府除了出台旅游管理的政策文件外，还对旅游发展做出了多种的努力。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人才的培养：一是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一是加强在职人员的培训。
据当事人的回忆，“1979年9月，全国第一所旅游大专学校——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成立。1980年9月，国家教育部批准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分院成立北京旅游学院筹备处，并开始了全国第一个旅游管理专业(本科)正式招生。该年9月3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开学典礼，廖承志同志亲自为学院题写了‘北京旅游学院’的校名。”几乎与此同时，国家旅游主管部门还“向大连外国语学院投资，联合举办日语导游专业，后来，又与南开大学、西北大学、西安外国语学院、中山大学等高校合作，办起了各种旅游专业。同时，先后争取到美国通用大西洋公司、美国运通公司、香港培华教育基金会等海外友好机构的合作，举办短期培训班。”中国旅游高级人才的培养，有了一个良好的、蓬勃发展的势头(张广瑞和刘德谦，2008)。据内部资料《国际旅游管理讲座稿汇编》的记载，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旅游局便邀请了外国专家朱卓任、彭斯、凯尔希等来华给各地旅游局领导举行了系列讲课。
正是教学与培训的需要，旅游的学科建设很快就追了上来。一方面是译介国外著作，如蒲红等1985年所译的麦金托什(Robert W. McIntosh)和格波特(Shashikant Gupta)的《旅游学——要素·实践·基本原理》(Tourism：Principles，Practices，Philosophies)，向萍、杜江等1987年所译霍洛韦(J.C.Holloway)的《旅游业》(The Business of Tourism)，张践等1990年所译的博卡特(A. J. Burkart)和梅特里克(S. Medlik)的《西方旅游业》(Tourism: Past，Present and Future)等;另一方面是国人自己的编著，如旅游概论编写组(邓观利、徐崇云、王洪滨等)的《旅游概论》(1983)，杨时进和江新懋的《旅游概论》(1986)，李天元和王连义的《旅游学概论》(1991)，孙文昌等九人的《旅游学导论》(1992)，国家旅游局人事劳动教育司主持(王洪滨、李天元、陈刚、朱玉槐、王如芳、高苏)的《旅游学概论》(1993)，杨时进和沈受君的《旅游学》(1996)，谢彦君的《基础旅游学》(1999)。这时期的重要教材，还有王立刚和刘世杰的《旅游经济学》(1982)，林南枝和陶汉军的《旅游经济学》(1984)，黄辉实的《旅游经济学》(1985)，张汝昌的《旅游经济学》(1990)，王大悟和魏小安的《旅游经济学》(1998)。此外的教材，还有周进步的《中国旅游地理》(1985)，刘振礼的《旅游地理》(1987)，卢云亭的《现代旅游地理学》(1988)，陈传康和刘振礼的《旅游资源欣赏与开发》(1990)，陈安泽和卢云亭的《旅游地学概论》(1991)，保继刚、楚义芳和彭华的《旅游地理学》(1993)等。这些教材的编著者，大多注意了对国际理念的采纳及国外成果的吸取，并加进它们自己的研究或解读，或还融进了不少自己的创新。其中，如李天元等的《旅游学概论》、谢彦君的《基础旅游学》、林南枝等的《旅游经济学》、刘振礼的《旅游地理》等，大多一版再版又三版地不断改写扩充，都以影响最为广泛，或被全国各旅游院系广泛采用而著称。
②经济研究的跟进。改革开放的国策，带来了人们头脑的开放，1979年后旅游业的发展，也带来了学人对旅游业的关心。国家旅游局的工作内刊《旅游通讯》在1980年公开发行后，更于1985年改名《中国旅游报》(对开四版周刊)面向更广阔的受众，除了旅游业界的新闻和经验交流外，也渐渐增多了有关旅游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初，旅游研究也随之而起，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北京旅游学会先后创刊了面向旅游行业与爱好者的《旅游时代》(1985)和学术研究期刊《旅游论丛》(1986);几乎与此同时，北京旅游学院也在1986年试刊《旅游论坛》的基础上于1987年正式创刊了《旅游学刊》。于是有关旅游的研究有了互相交流和沟通的更佳依托，从而形成一个研究的群体。而在这之前，关于旅游研究的论文是极为零星地散见于《财贸经济》《经济问题探索》《税务与经济》《经济地理》《西北大学学报》《南开经济评论》等的。不巧的是，《旅游时代》和《旅游论丛》在1987年的期刊整顿中被压缩掉了，从而只能由《旅游学刊》一家期刊来担负推动学科交流的重任。从笔者个人回忆，那时收到的文稿大多是偏重经济研究和旅游业实操探讨的。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林南枝和陶汉军借鉴西方经济学编著的《旅游经济学》在我国初期的旅游研究上，其影响是最大的。应该说，这就是我国学界注意旅游经济研究的开端。
如果选择1987-1997年《旅游学刊》的随机栏目和论文的核心关注来分析，作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的这些问题：“旅游经济”“旅游者行为”“旅游供需调查与预测”“旅游资源评价与调查”“旅游规划”“旅游产品开发”“旅游路线设计”“旅游服务”“旅游市场”“旅游促销”;“旅游环境与保护”“旅游城市建设”“旅游行业管理”“旅游管理体制改革”;“风景名胜区与旅游”“旅游景区管理”“景区容量研究”“旅行社与旅游饭店经营管理”“旅游餐饮管理”“旅游质量与投诉”“导游园地”;“旅游投资与股份”“金融业与旅游”“旅游效益分析”“旅游财税”“旅游与社会”“购物旅游”“旅游统计分析”;“区域旅游”“都市旅游”“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以及“旅游社会学”“旅游心理学”“旅游地理学”“旅游文化与文学”“旅游法规”“旅游教育”“新技术与旅游”“世界旅游业”等。由此可见，研究虽然显露出旅游经济研究的主体，实际上又远远超越了旅游经济的范畴。
③一项成效显著的旅游研究。由于《旅游学刊》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我国唯一的公开出版发行的旅游学术期刊(且又连年获得“中文核心期刊”的评价)，加之它不断地发起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因而在无形中已经成为了一个并无组织的学术共同体。虽然它也倡导了一些专题研究，但是，它却没有组织学术课题研究的能力。1986年时，国家旅游主管部门发起了一次相当及时的旅游研究，那就是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孙尚清领衔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七五”重点课题《旅游经济发展战略》。
这是我国第一次比较系统的旅游研究，孙尚清很重视，于是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外，课题组还联络组织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国家旅游局、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数技经所，北京旅游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共北京市委研究室、上海市旅游局、上海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陕西省经济中心，以及广东、广州、贵州等地方旅游局的研究人员一起工作。其研究成果，除了1988年起陆续在《旅游学刊》发表其中期研究成果外，更有结题专著出版(孙尚清《中国旅游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1990)。虽然该课题当时研究的核心是“旅游经济”，其选择的中国旅游发展的第一战略目标仍然是入境旅游的旅游创汇，但却在报告中明白地指出了旅游业的性质是“是一种文化—经济事业”，并还开辟出一章来阐述发展国内旅游的意义和价值。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提出的“旅游业是一个朝阳产业”“旅游业适度超前发展”(把当时流行的“中国旅游业应当超前发展”改为了“适度超前”)等基本观念(孙尚清，1990)，均对后来我国旅游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正是基于这一研究原本就是国务院的旅游主管领导建议开展的，故而对国家制定“八五”期间旅游规划及长期发展规划都起到了很好的参照作用。
如果说国家此前的旅游决策和宏观管理，其思想基础主要来自领导人的关注与思考，来自旅游主管方面对旅游发展现状与国家利益关系的考量，那么这时国务院旅游主管领导对旅游研究课题的安排，更意味着决策方面对旅游研究的重视，对决策科学化的重视;有研究者更认为，或者这正是他们此前的决策得到了某些旅游研究的启发的结果。
(3) 世纪之交(2000年的前后几年)：从“旅游管理”学科形成到开始繁荣
①“旅游管理”学科的形成。作为一般规律，一门学科在一个国家的发展，除了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外，也与国家人才培养的力度紧密联系。在各国和联合国有关教育的发展指导规范中，“学科目录”是一种有力的推动和管理的方式。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院系调整”后，于1954年颁布我国第一个高等教育目录《高等学校专业分类设置》。1993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3年)》，对此前学科目录的框架作了重大调整，即，将此前借鉴苏联的以生产活动为核心的工、农、林、医、理、社科、师范、体育为8大门类调整为以人类认知和生产生活为依据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列为10大门类(此后又陆续增加了军事学、管理学和艺术学三个门类，所以现在一共是13个门类)。在这时目录中，开始有了“经济学”门类(代码：02)，其下面设有“工商管理”类(代码：0202)，因此有关“旅游”的这一学科，便以“旅游管理”的学科名称(代码：020209)归属在“工商管理”之下。
1998年，新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年)》又对1993年的目录有了新调整，学科“门类”从10个增加到了11个，一级“专业类”学科仍然是71个，二级“专业”学科却从504个压缩到了249个。新增的门类是“管理学”(代码：11)，原“经济学”门类(代码：02)下的“工商管理”(原代码：0202)，被移至管理学门类，其新的代码是：“1102”，“旅游管理”仍然置于“工商管理”之下，代码改为110206。
后来，“110206旅游管理”不仅出现在教育部的本科学科目录和国务院学位授予的学科目录上，而且在目前通用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的“附录”里，已经把“120209旅游管理”升级成为与“1201工商管理”平级的一级学科类的“1209旅游管理”和“1254旅游管理”了。其调整的因由和1998年和2002年的两次变化的过程，也应该在这里提一提。
一是，1997年有关方面酝酿1998年这次目录调整时，由于原拟将全部学科“专业”从504种压缩到250种，因此，拟在新建的“管理学”门类的“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类下，把1993年目录中原二级学科“专业”的“旅游管理”下降到三级学科，以实现“增门减专业”的目的。这显然是一个不利于旅游学科发展的极大危机;正巧1997年11月《旅游学刊》的“第五届旅游科学理论与实践全国学术研讨会”在京召开，于是参会的全国18所旅游院系的28位代表和几位相关人士便一致签名上书教育部(陈述应该保留“旅游管理”原二级学科的理由)，经由国家旅游局人教司与教育部的联络沟通，教育部有关方面最后表示，同意保留“旅游管理”的二级学科地位，并在1998年的学科目录中得到了体现。
二是，由于受到1993年和1998年有关方面对本科专业目录修改时那种与时俱进、实事求是、锐意改革的精神的鼓舞，旅游学界朋友大多希冀将旅游学科(或“旅游管理”)升级为一级学科，于是笔者便在2007年公开发表了《当前推动中国旅游研究的三个要点》(刘德谦，2007)，指出将“旅游管理”置于“工商管理”之下，是既不合逻辑又不符合分类学的考虑欠周，从而提出了应该将“旅游管理”上升为与“工商管理”同级的学科类的正面论述。不久后，笔者(2009)又在《2009年旅游绿皮书》的“主报告”《反思·讨论·积极地面向未来》中重申了这个内容，并通过“中国网”对《2009年旅游绿皮书》新闻发布会的现场直播和许多媒体的报道，形成社会性的“旅游学的学科地位必须得到更多的关注”的呼吁。同时，笔者还把自己的这个意见发到了教育部公开的“部长邮箱”。继而，笔者又从“学科学”的理论和旅游学科的实践分析中撰写了《关于旅游学科成熟度的十个标志》并利用在“2011《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作主题发言的机会，当着众多学者和国家旅游局、教育部参会领导全文宣读了自己的这个研究心得，进而再次引起了主管部门对旅游学科地位的更多注意。也就在第二年“2012《旅游学刊》中国旅游研究年会”上，教育部高教司的代表便向与会学人宣布了在修订的本科专业目录中，“旅游管理”将成为与“工商管理”平级成为一级学科的安排。这或者就是“旅游管理”升格为一级学科的因素之一。
②突出的个人研究及其影响。至于学者个人研究对全国旅游研究产生影响的实例，其实也是颇多的，这一阶段最具代表性的有两件。其一，是南开大学申葆嘉应《旅游学刊》之约撰写的《国外旅游研究进展》，该文1996年在《旅游学刊》四次连载，以及其随后的《旅游学原理》(学林出版社，1999年)，《旅游学原理——旅游运行规律研究之系统陈述》(中国旅游出版社，2010年)的出版，不仅加深了我国不少旅游学人对西方旅游研究的认知，从而也使得我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的研究进展有了更多的呼应，而且也对学者独立学派的建立起到了引领作用(让旅游学界第一次比较完整地理解了学者独立学派建立需要的基础，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个人旅游理论)。其二，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马惠娣与刘耳的《西方休闲学研究评述》在《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5期的发表，除该文经《新华文摘》的转载使得许多旅游研究者(以及更多的国人)对旅游有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外，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以马慧娣为主力的《休闲研究译丛》(共5种，云南人民出版社，2000)、《中国学人休闲研究丛书》(共5种，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等的陆续出版，这都为当代旅游研究与休闲研究的融汇疏通了路径。
③年度性研究文献的出现。2002年，一份关于我国旅游发展研究的年度性报告《中国旅游发展：分析与预测》开始在我国出现。这份又称“旅游绿皮书”的年度性报告，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主持编制的。它是继国家旅游局1990年开始编辑出版《中国旅游年鉴》以来的又一份年度性重要文献。《中国旅游年鉴》是每年一册的关于当年已有文献(包括首长讲话、法规、专文、全国和地方旅游发展报告、统计资料、国际记事、各种名录等)的汇编，而《旅游绿皮书》则是从研究者角度对该年度全国旅游发展的总结，该书除了该年度性的总报告外，还有年度性的“三大市场”的三篇分报告(入境旅游市场、国内旅游市场、出境旅游市场)和港澳台三地的三篇分报告，以及当年热点领域或突出领域的十余篇专题报告。每年新书出版时，都有一次新闻发布会，除了“中国网”每年都有现场实况转播外，全国各大新闻媒体都会给以多角度的及时报道。一直是旅游决策层和学界业界的重要参考。至2019年，它已经连续出版了18年。
此外，国家旅游局还以综合司的名义与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即现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合作，于2010年开始出版年度性的《中国休闲发展报告》(即《休闲绿皮书》)。与《旅游绿皮书》相似，该报告除了年度性的主报告外，还有重点领域和当年热点领域20篇上下的专题报告。此报告后来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独立负责编制，不仅是决策层推动我国休闲发展的重要参考，也是学界业界研究休闲及推动中国休闲与旅游融汇的重要参考。
④旅游研究的中期收获与评价。此前，国家和旅游主管方面发布的对旅游业的法规政策等规范性文件，主要多集中于旅游发展的产业部署，尤其是与政治和经济关系密切的出入境旅游的管理，以及对处于旅游活动枢纽位置的旅行社管理。而自从旅游管理学科被认可之后，不仅学科的更多研究可以为国家的宏观决策提供更多可取的参考，也使得人才培养方向有了更清楚的目标;同时学界对旅游学科各个侧面的研究也出现了更多的跨越。
由于《旅游学刊》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我国旅游学术研究的水平、现状与发展方向(张进福，2002)，所以对于20世纪我国旅游研究的走向与特征，学者们大多趋向于选择《旅游学刊》所载诸文来给以分析和总结。被人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是吴必虎等三人(2001)的《中国旅游研究14年——〈旅游学刊〉反映的学术态势》。该文作者通过对1986～1999年《旅游学刊》发表的1435篇论文的统计分析发现，一是我国的旅游研究偏重于与经济学和管理学关系密切的旅游经营与服务，有关这一领域的文章在那些年份发表的文章总数中的比例，通常大于或至少接近50%，而且这种优势在1997年以来表现尤为明显;二是进行研究的学者多数来自各个大专院校、旅游行政管理机构、旅游产业部门(宾馆、旅行社)以及科研机构和相关报刊编辑部门，其中大专院校的作者约占56%;三是我国的旅游研究者虽然遍及全国各地，但却以京、沪、苏、浙、粤等地居多，在当时的旅游欠发达地区，论文作者几近于无，显然这是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有着很强的正相关关系的。
也就是在本世纪初，谢彦君(2003)的《旅游与接待业研究：中国与国外的比较——兼论中国旅游学科的成熟度》也同样借助《旅游学刊》对20世纪最后20年到本世纪初的中国旅游研究做了一次另一角度的分析。作者根据对网络资源所做的调查，从总体上指出了我国的旅游研究与国外同行的研究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除了指出数量的不足外，其中最突出的是，我国的旅游学术界往往追逐由各级政府部门所引导的热门话题进行研究，在学术研究上也缺乏充分的跟进研究，从而使得有价值的学术积累还显得比较单薄。接着，作者还就学科的“成熟度”的标志进行了分析，在指出了“组织机构”方面中国的旅游学科已经拥有了一支规模庞大的研究队伍的令人鼓舞后，也同时指出了在“研究方法”“概念体系”和“学术规范”方面所存在的严重不足。
能够从另一侧面反映新世纪之前的20年我国旅游研究的收获的，应该还有在校攻读旅游专业的同学们的成绩。从我国第一篇旅游类硕士论文(尹以明《旅游资源评价——以北京市延庆县为例》，1984，北京大学)和第一篇博士论文(楚义芳《旅游的空间组织研究》，1989，南开大学)开始，年轻人已经就旅游专业完成了400余篇学位论文。据章锦河和陆林(《中国旅游类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分析》)从万方数据CDDB库的查阅，一共获得1988-2001年中国旅游类博硕士学位论文408篇。据该文作者对学位论文数量增长、研究者专业背景、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案例等角度进行的分析，其一是在1988-1999年间365篇旅游类学位论文数量增长的时序变化上，1988-1994年的7年间共有论文74篇(占总量的20.30%)，年均10.5篇，属稳步增长;而1995-1999年的5年间则共有论文291篇(占79.70%)，年均58.2篇，呈加速递增趋势，体现了“九五”以来旅游业迅猛发展等对旅游研究的深远影响。其二是学位论文研究的内容上，呈现出异常丰富的态势，涉足了旅游主体、客体与媒体的三大领域并深入研究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影响与作用;但其研究却更多地集中在旅游的经济与技术层面上，而在旅游的社会、文化、教育、环境、历史、政策等层面上的专题研究相对较少。其三是其研究方法上，这时还多以以描述性为主(占58.3%)，概念性的次之(占26.4%)，而构造模型与数理统计最少(分别占7.1% ，8.2%)，显示出其研究方法与研究手段还有待提高(章锦河和陆林，2003)。(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