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中国旅游报》的印象是从一个普通的读者开始的。1982年我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工作时，学院的旅游专业方向已经确立，而且，校门口也已挂出了“北京旅游学院筹备处”的牌子。正是因为如此，学院给每个教研室都订了一份周二刊的《中国旅游报》。
讲完课回到教研室，我总爱浏览《中国旅游报》。泛读中，我最爱看的是副刊《江山》和《五花海》。兴趣所致，后来我便成了《中国旅游报》的投稿者。印象颇深的是1985年春天，《中国旅游报》发表争鸣文章，探讨“中国最早游记”时，我的拙稿《我国最早的游记著作》在《中国旅游报》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关注，随后，再加上我的另几篇在《中国旅游报》发表的文章引起社会关注，报社编辑部便邀请我参加了“中国旅游文学20人谈”研讨会。后来，我与副刊编辑部的马力、吴泓、刘江、白槐四位同志渐渐熟悉了起来。
任职《旅游学刊》后，为了弥补自己专业知识的不足，必读期期《中国旅游报》。有鉴于自己的经验与体会，1988年我便特意在《旅游学刊》开辟了“全国旅游报刊介绍”专栏，第一个介绍的就是《中国旅游报》。
为加深学界和业界对《中国旅游报》的关注与认知，我在《旅游学刊》执笔撰写了《挥汗十一载 收获问耕耘——访〈中国旅游报〉》，得到了报社各部门负责人和正副社长兼正副主编的何礼荪、张永义的积极支持。也是为了充分地肯定《中国旅游报》创刊后11年来对中国旅游发展的贡献，最后我还特地访问了时任国家旅游局局长刘毅、中国旅游协会会长韩克华，他们不仅热情接受了我的采访，而且都对《中国旅游报》多年辛劳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并嘱咐我一定要转达他们对报社全体同志的致谢和问候。
在此，我必须感谢《中国旅游报》理论版对我的关注。《中国旅游报》的领导和编辑、记者中的许多同志，我都能够写出一段或几段交往的故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