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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婧,夏杰长: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实施路径
第一旅游网:www.toptour.cn      发布时间:2020-11-06      字号:【

  随着服务贸易的蓬勃发展,其在国际经贸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国际服务贸易综合竞争强度也不断增加。目前,一个国家的服务贸易综合发展水平既对该国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的影响,也成为贸易发展水平的标杆指标。

  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提出“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政策、统计、绩效评价体系”的要求。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服务贸易规模的逐步扩大,也离不开服务贸易竞争力的显著提高,同时,更需关注服务贸易模式的创新和服务贸易自由化水平的提升。我国在持续推进服务业扩大开放、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改革的新形势下,系统构建一套科学完整的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评价体系,用于阶段性、总结性的成果检验,是新时期全面推动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性工作。

  一、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

  (一)从国内和国际市场视角准确把握影响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素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协同的背景下,服务贸易的发展离不开海内外两个市场。从国际市场背景来看,世界经济正处于从传统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中,服务贸易已经成为各国开放和竞争的主要战场。一方面,服务贸易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决定着一国融入全球服务大市场的程度;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竞争力决定着一国服务在国际市场的比较优势与发展水平。从国内市场背景来看,一方面,服务贸易发展规模、结构、创新等数据指标直接反映国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与货物贸易一同是建设贸易强国的重点;另一方面,服务贸易的高质量发展,促使服务贸易在构建现代经济体系、提升经济层次、优化产业结构、培育新动能新优势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二)从多维度精准理解国家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

  2018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按照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首次对“高质量发展”进行了全面部署,强调在外贸领域要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紧随其后,2018年4月3-4日,商务部在北京召开了2018年度全国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业工作会议。会议主题围绕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目标,谋划服务贸易发展新思路,建立高质量服务贸易发展指标体系(创新性、开放性和协调性指标)。2018年5月23日,李克强总理在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中指出,优先发展服务贸易,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和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2019年11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指导意见》中要求建立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我国加快发展服务贸易,将有助于加速改变贸易增长方式,推动从注重规模的贸易大国,逐渐转变为注重质量的贸易强国;同时,生产性服务贸易也有助于推动传统行业向产业链的高端和专业领域延伸。因此,服务贸易具有广泛影响力,是高端现代服务产业的代表,对我国经济中长期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服务贸易发展

  评价指标的国际比较分析

  我国要构建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服务贸易评价指标体系,需要从多维度、深层次开展国际对标,并使国际对标成为推动中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科学有效评价机制。本文认为,服务贸易展开国际对标,需要参照类似的国际权威指标体系和评价方法(详见表1),从而为中国推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确立目标和路径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从国际经验来看,国际社会针对服务贸易发展水平的评价指标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

  (一)服务贸易发展总体情况的评价指标

  世界贸易组织(WTO)历年发布的《世界贸易统计报告》,为全球196个经济体提供了商品贸易和商业服务贸易的一系列关键指标,突出了每个经济体及其核心贸易伙伴的主要出口和进口。2010年,WTO关于服务贸易的统一,特别发布《服务贸易的测量》研究报告。该报告着重强调了三个评价服务贸易发展情况的指标:一是服务业占GDP比重;二是服务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三是服务业就业占总就业比重。

  同样,世界银行(WB)在2014年发布了《服务贸易评估报告》。该报告除了用到了一些规模、结构等指标外,还用到了两个指数:一是赫芬达尔指数,用以反映服务贸易市场集中度;二是泰尔指数,用以反映经济发展不平等程度。

  (二)各经济体服务贸易开放度或者限制程度的评价指标

  国际组织针对服务贸易国际发展构建的评价,从方法来看,较为集中在对各个经济体进行服务贸易开放度和限制程度的测度与评价。国际社会测量一国服务业开放度/限制程度的最常用的评价方法有三种。

  1. WTO数据库中的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和特惠贸易协定(PTA)承诺的开放指数。该指数体现了一国在多边贸易谈判承诺的开放程度。该数据库利用马丁基于Hoek-man频度分析法提出的数据计算方法,以指数化的方式测量了各个国家在服务贸易协议中的服务贸易开放承诺;其中以100代表完全开放,以0代表完全不开放。数据库涵盖了53个成员,包括了模式一(跨境提供),其中有142个分部门;以及模式三(商业存在),其中有152个分部门。

  2. WB建立的服务贸易限制度指数。该指数由WB基于私人部门评价而得,体现了一国实施的服务贸易政策所反映出的开放程度,即可视为“政策开放度”。WB提供的数据库是基于成员国在2008、2009和2010年中,服务贸易实务中执行的对于非本国服务提供者的歧视性政策,以及对服务业有长远影响的非歧视性政策,并以此来测量各成员国服务业整体开放度。该指数的最小值为0,代表开放度最高,限制度最低;最大值为100,代表开放度最低,限制度最高。WB关于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成员的数据源于对企业和政府进行的问卷调查,关于OECD成员的数据源于公开资料。WB数据库的信息已经经过多数OECD成员和非OECD成员的常驻WTO官员的进一步核实,中国也进行了确认。数据库包括了103个WTO成员,涵盖模式一(跨境提供)、模式三(商业存在)和模式四(自然人流动)。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对于服务贸易限制度的测量方法,是基于最惠国待遇原则(MFN),但未包含主要经济体给予PTA成员的特惠待遇的情况。与WB的STRI相类似的是OECD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该指数源于影响各个国家服务贸易监管部门法律法规的监管数据库,数据库以在线的方式提供查阅,用0和1之间数字,量化分析了五个标准类别的限制措施。如果把完全开放贸易与投资记为0,则完全不对非本国服务提供商者开放则记为1。

  3. 直接计算服务进口依存度和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该指标多被欧美国家政府机构用于评价与分析本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反映了一国事实上服务进口、服务业利用外资的开放程度。其中,服务进口依存度用于测算模式一(跨境提供)的开放度,即服务进口与服务业GDP之比,数据一般采用联合国贸易与发展组织(UNCTAD)数据库。其依存度的高低,与开放程度的高低直接关联。外商直接投资依存度用于测算模式三(商业存在)的开放度,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服务业GDP之比,数据一般采用WTO服务业数据库。其依存度的高低,与开放程度的高低直接关联。这一方法与WTO承诺开放度指数与世界银行反映政策开放指数的服务贸易限制度指数不同,得出的开放度更为直观和实际。

  (三)服务贸易附加值的评价指标

  2013年,OECD和WTO联合推出《OECD/WTO附加值贸易统计(数据库)》,以及《附加值贸易测算法》。该算法将传统海关统计的出口总额中扣除中间商品的进口价值,以“附加值出口”作为出口产品和服务的原产国的附加值来计算;同时,使中间商品多次跨境的价值不再被重复计算,能够真实呈现一国的出口价值。

  2017年,由WTO、WB、OECD、日本亚洲经济研究所(IDE-JETRO)、中国对外经贸大学全球价值链研究院等,联合发布了全球经济综合分析报告:《2017年全球价值链发展报告——全球价值链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测度与分析》。该报告分析了全球贸易价值链的组成结构,研究各个国家和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关系、分工模式和长期增长方式,并着重分析了服务贸易和全球价值链问题。

  (四)服务贸易数据统计重点关注的新指标

  从发达国家的实践来看,政府官方发布的数据仍然按照国际通行的统计指标标准进行,但在指标体系内部,仍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美国作为具有竞争力的服务贸易大国,其统计制度相比较其他国家更为完善。从美国官方发布的最新报告来看,我们能够基本判定美国评价服务贸易发展情况时所用指标的显著特点。2017年6月,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USITC)发布《美国服务贸易最新趋势报告》。该报告重点分析了美国分领域各个服务业的进口和出口状况,尤其研究了建筑工程、法律、管理咨询、会计和审计等领域的情况。此外,2018年,美国国会研究服务机构发布《美国服务贸易:趋势与政策》报告。该报告除了分析美国的一些基础服务贸易指标外,还特别关注了几类指标,可供我们借鉴参考。

  1. 关注商业存在模式的跨境服务贸易额。即美国公司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出口额,外资公司附属机构服务贸易进口额。美国商务部在服务贸易数据统计中,将服务贸易分为两个部分进行统计:跨境服务贸易与附属机构的服务贸易。

  2. 关注各专业服务贸易领域(运输、旅游、咨询等)内部的细分统计。例如,运输服务贸易的统计细分为旅客票价、海运以及其他。旅游服务贸易按照目的细分为教育、商务、其他。

  3. 强调数字贸易。自2016年10月,美国经济分析局开始采用信息和通信技术(ICT)服务贸易,及其ICT支持的服务数据,用以分析数字贸易和服务的增长情况,以及其对美国经济的影响。ICT服务包括电信和计算机服务以及使用计算机软件的相关费用;此外,ICT支持的服务是通过信息和通信技术网络远程交付产出的服务,例如网上银行或教育。因此,ICT服务贸易额及其在服务贸易总额中的占比,以及ICT支持的服务贸易额及其占比均是重点关注指标。

  三、我国服务贸易数据

  统计和评价指标中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建立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自下而上的发展历程,最初是一些经济较发达的沿海省市开启了区域服务贸易统计的引领性探索。直到2008年,我国才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实行《国际服务贸易统计制度》(简称《制度》),并在2009-2010年开展了2次修订工作,确立了按照四种服务供应模式进行统计的指标基础。2016年12月,我国商务部和统计局共同建立了《国际服务贸易统计监测制度》,统计内容包括了服务贸易进出口的情况、外国机构服务贸易开展情况、自然人移动的情况、服务贸易业务情况、人力资源情况,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情况等。可见,我国目前的服务贸易统计体系采用了两条主线,即国际收支统计(BOP)和外国附属机构统计(FATS)。

  但是,由于我国服务贸易统计体系的建立起步较晚,官方机构仍然以基础性的统计指标为核心,而对于服务贸易发展进行质量、效益、竞争力、开放度、创新等方面的评价指标仍少有涉及。本文认为,我国在服务贸易统计制度方面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短板,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综合性评价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构建的难度,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

  (一)对分领域的细分方法较为粗糙

  在服务贸易BOP统计中,我国虽然严格按照《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12大类行进产业区分统计,但是分类方法仍显得粗糙,尤其在细分项目上,没有进行深入细化区分。相比较,英美等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分领域的项下又进行细致划分,以此能够更为客观、准确地反映出服务贸易各个领域的发展情况。

  (二)对服务贸易变化新趋势的统计方法调整不够及时

  当前,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信息技术蓬勃发展的大趋势下,服务贸易领域的新趋势是数字贸易的崛起。对此,中国服务统计制度缺乏对这一新概念的重视。例如,美国提出了数字贸易的新概念,并在服务贸易统计制度中调整更新了ICT统计。美国这种以新思想引领新路径、新判断把控新趋势的统计方法,非常值得我国借鉴和学习。

  (三)对贸易增加值指标的统计缺乏重视

  当前,虽然国际学术理论界高度关注贸易增加值测算,但是各国在实际统计操作中仍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其中主要原因在于,各国对测算方法本身的讨论仍存在多数不同意见。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增加值服务贸易的测算对判断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力、地位和竞争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中美贸易战阴云密布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该重视以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统计方法,即在统计体系中,加入核算服务贸易相关行业增加值的基础数据指标,从而客观反映出中国服务贸易发展情况。如果我们仍然坚持以传统统计指标为唯一依据,那么以此计算中美双方贸易统计数据而得出巨大差异,将会使得中美贸易平衡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化。中国应该从统计指标体系上着手,以全球价值链统计方法为依据,从包括服务增加值和跨国公司海外销售在内的总服务贸易规模观察总体贸易的发展情况,将更能全面客观地反映实际情况。

  四、我国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探索与构建

  (一)构建原则

  构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该体系由服务贸易各个重点指标构成,并形成了既有联系,又相互依存的统计指标体系;该评价体系需要具有较高的科学性和前瞻性,既要立足于服务贸易发展的规模和结构特点,又要着眼于未来发展趋势,能够反映出我们整个国家或地区的服务贸易发展是否符合中国的新发展理念。只有这样,该评价指标体系的衡量结果才能更为客观,并发挥引领作用。

  1. 兼顾开放与安全。开放是指全面开放的格局,在市场准入、营商环境等方面对标国际,用于衡量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自由化程度,旨在反映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制度环境;同时,开放可以推动服务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提高服务贸易的综合实力。但是,随着我国服务贸易产业开放力度的不断提升,产业安全受威胁与监管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日益凸显;技术安全、产业安全和经济安全问题成为我国服务贸易扩大开放进程中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因素。因此,我国构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体系要体现出对外开放与经济安全的辩证统一,反映出高质量的抗风险的能力和开放的安全观。

  2. 优化协调贸易结构。协调是用于衡量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结构平衡度,一方面,需要反映服务贸易与货物贸易二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推动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升级;另一方面,需要反映服务贸易内部在地区结构、进出口结构、分行业结构等方面形成协调、均衡、科学发展格局。

  3. 创新驱动服务升级。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动力,旨在反映服务贸易在新理念、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等方面的创新驱动发展。国务院在《关于同意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的批复》中同意在17个省市(区域)深化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以推动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快速发展。因此,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标评价体系中需要在新兴服务贸易领域、科技服务、专利使用、特许经营等方面入手考察服务贸易的创新能力。

  4. 提升国际竞争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旨在反映我国服务贸易的发达程度和国际比较优势。这离不开一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当前,服务贸易竞争力对一个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近些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但国际竞争力不足,却没有享受到服务贸易规模经济带来的利益。因此,我国在构建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中,通过对服务贸易各部门国际竞争力的测算,评估出缺乏竞争力的服务部门,以及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的整体情况。在跟踪历年数据后,我们可以看出,国家服务贸易竞争力是否从传统服务贸易领域转向新兴领域;金融服务、计算机与信息服务竞争力水平显著得到增强;同时,知识产权使用费和文化和娱乐服务等逆差在逐步缩小。

  5. 实现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是指服务贸易发展推动社会、经济进步,能够与环境资源保护相互协调与促进,反映出服务贸易在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就业容量大、附加价值高等方面的高质量发展情况。这既能改善我国的贸易条件,又能为经济长期、高速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可见,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所关注的核心原则集中在开放与安全、协调、创新、竞争、可持续五个方面。一方面,这五个原则既体现了国际普适性,具有超前的引领性及高标准的国际可比性;另一方面,又符合中国高质量发展服务贸易的基本方向和目标,能够体现出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开放与安全、公平与协调的发展(详见图1)。因此,这是改革创新的发展,是开放共赢的发展,是可持续共享的发展、是更具有竞争力的发展。

  (二)构建方法

  本文针对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系统设计,主要采用了层次分析法(AHP法)建立整体构架,通过建立指标体系的递阶层次,将与决策相关的因素分解成发展目标、发展准则、发展方案等维度,加以定性分析和定量测量,构成决策分析方法。在该体系中,我们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目标定位五个方面:开放与安全、结构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国际竞争力,作为一级指标;在二级指标里,加入各项指标作为评价五个一级指标准则;三级指标,即是二级指标执行方案和计算方法。

  (三)指标体系的构建

  本文通过对国际组织以及发达国家服务贸易发展统计和评价指标体系的分析和借鉴,在当前我国服务贸易统计指标的基础上,按照科学的构建方法全面构建了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详见表2)。

  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作为一个综合性评价体系,从质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发展是高水平、高标准、富有竞争力的,处于微笑曲线的两端发展变化中。从量的角度看,服务贸易的发展是总规模持续扩大与结构不断优化的。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因此,我国要兼顾“质”与“量”的同步协调发展,做好服务贸易发展过程中在开放与安全、结构协调、可持续发展、创新驱动、国际竞争力等方面的评估,这对更快更好地实现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总结性和导向性意义。

  五、我国服务贸易

  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

  当前,我国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应围绕贯彻落实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以“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稳步提升”为发展目标,积极探索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实施路径。从关键指标看,兼顾开放与安全、促进结构协调、推动可持续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是实现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主要途径。

  (一)坚持扩开放和强监管相统一,促进服务贸易业态规范发展

  促进服务业扩大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是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领域,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参与高水平国际竞争与合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抓住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机遇,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在我国开放型经济体制中的地位,探索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对外开放高地。

  1. 应以负面清单为抓手,推动服务业开放新突破。我们应以负面清单为抓手,推动中国服务业开放取得新突破。一方面,在国内自贸试验区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我国应助力自贸区的负面清单再次“瘦身”,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范围,特别是利用好海南自贸试验区破题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历史使命这一历史机遇,积极探索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最简化版;另一方面,在上海、天津、重庆、海南等17个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通过放宽文化、旅游、出版、医疗、拍卖、展览等服务业外资市场准入限制,以点带面,加快推动服务业形成全面、深入、多元化的开放新格局。同时,我国应积极探索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跨越式升级——从外商投资到跨境服务贸易。这不仅意味着我国负面清单的管理制度将全面覆盖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自然人移动等四种服务贸易模式,同时,也是对服务贸易市场扩大开放以及跨境服务贸易管理体制的重大制度创新。

  2. 建立监管制度,确保扩大开放与规范安全的融合统一。如果说我国新一轮的改革开放奉行“宽进”的理念,那么随着开放措施的稳步推进与落实,则更要秉承“严管”的理念,守住安全底线,建立与负面清单管理体系方式相适应的事中事后监管制度,确保扩大开放与规范安全实现融合统一。在监管法律法规方面,我们要做好与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无缝衔接,有效规范跨境服务经营活动的“灰色地带”,避免出现监管真空;针对实践中新出现的监管问题,可以以制度规章、下发行政指令或者“答复”等方式,对监管部门、监管内容、监管措施等内容做出详细规定,提升监管效能。在监管手段上,我们要加强服务贸易全链条信用监管体系建设,从事前的诚信核实、事中的多层次分级评估,到事后的奖励和惩罚制度;要针对各阶段出台配套管理制度与措施,加强对企业设立和变更的商业备案并对备案的经营企业进行定期抽检、对失信和经营异常的企业进行公示、对守信的企业进行表扬和激励,反之,则对失信企业进行处罚;同时,完善商务、税务、海关、外汇等部门信息共享平台建设,以及多部门联合协同执法的服务贸易监管制度等。在此基础上,我国应形成政府全面监管为核心,企业自主自律为抓手,业界协同自治为目标,社会多维监督为手段于一体的合力监管制度,确保服务市场规范有序、风险可控。

  (二)提高生产性服务业出口比重、降低市场集中度,促进服务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近些年来,我国服务贸易规模发展迅速,但在结构上仍存在连续多年逆差且逐年扩大、传统产业占比偏高、发展层次较低、市场集中度较高等问题。因而,我国积极推动服务贸易结构改善,对优化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1. 在服务贸易产业结构方面。我国选择生产型服务业中的重点服务领域培育出口优势。按照国家统计局颁布的《生产性服务业统计分类(2019)》中的定义,生产性服务业的范围涉及为生产活动提供的研发设计与其他技术服务,货物运输、通用航空生产、仓储和邮政快递服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节能与环保服务,生产性租赁服务,商务服务,人力资源管理与职业教育培训服务,批发与贸易经纪代理服务,生产性支持服务。目前,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是我国服务出口增速较快的两个重点领域。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最新数据计算,2019年,信息服务和金融服务同比增速分别达到了15%和21%。我国在制造业“由大变强”的发展趋势下,一方面,应鼓励和支持制造企业发展利用信息技术,积极开展柔性定制服务、系统综合解决方案、互联网金融支持服务等,促进制造业与服务深度融合,在此基础上加速生产性服务业出口贸易的发展进程;另一方面,在与生产性服务业相关领域,应有针对性地加大出口退税力度,降低增值税率等优惠政策,积极推动服务出口朝着高附加值领域迈进。

  2. 在服务贸易市场结构方面。由于美国在教育、技术创新以及金融服务等方面具有绝对的比较优势,我们很难在短期内降低对美国服务市场的依赖程度。但是,我们要有目的性地构筑多元化市场格局,如积极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签订服务贸易合作协议,建立稳固的服务贸易诸边以及双边合作机制。在合作领域上,我国应依托互联互通机制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铁路、通信、装备制造等行业的技术服务出口;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利用跨境电商服务平台加快市场拓展的步伐,并积极寻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服务外包商机;依托中国深厚的中医药传统和文化底蕴,加强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国际合作,并以“一带一路”亚洲市场为核心,进而进一步开拓欧洲市场,梯次推进中医药服务贸易的出口。在合作形式上,我国应依托国际服务贸易文化交易平台建设,以推动数字出版、动漫创意、文化演绎等文化服务贸易的出口。

  (三)打造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系统,促进服务贸易长期持续发展

  服务贸易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优质的营商环境。因此,我国要着力打造促进服务贸易发展的生态系统,从深化服务贸易便利化的通关制度、强化服务贸易市场环境的法制保障、营造国际高端人才聚集的宜居宜业环境等方面,全方位多层次营造可预期、透明稳定的服务贸易环境,促进服务贸易可持续发展。

  1. 在服务贸易便利化的通关监管制度方面。我国要继续深化通关一体化监管制度的改革,积极运用“互联网+”理念和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术,创新海关查验作业的手段和方式、物流联通新模式、深化单一窗口服务等措施,为与会展、拍卖、维修、设计研发等服务贸易相关的国际展品、样品样本、试剂等货物进出口提供通关便利,缩短服务贸易企业的办事流程,提高通关效率。

  2. 在法律规范方面。我国应继续完善服务贸易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一方面,各部门要深入贯彻“简政放权”改革要求,通过推进服务贸易法律法规以及部门规章制度的“立、改、废、释”,通过列清单的方式确保服务贸易管理相关部门执法权责明确,逐步实现行政审批、许可以及执法的依据、程序、流程和结果的一律公开,优化政府管理职能,提高执法透明度和公信力,努力实现“在法治下推进改革,在改革中完善法治”;另一方面,参照国际通行的高标准服务贸易规则,制定并完善服务贸易政策体系,加强内资与外资法律法规的协同,营造高效便利、依法依规的营商环境。当务之急,我国应建立并完善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和诉讼制度,尤其要认真研究自贸区以及中美贸易战中的知识产权问题:自贸区贴牌加工贸易中的商标侵权问题、临时过境环节的知识产权侵权问题、专利产品的平行进口问题、知识产权赔偿标准以及刑事保护门槛中美差距过大等问题,充分有效地为知识产权保护的新形势提出政策建议。

  3. 在服务贸易人才方面。我国要以人才培养和引进机制为核心,加快服务贸易人才集聚发展。一方面,国家相关部门通过建立政府部门、服务贸易企业、高效科研院所等联合培养机制,从导向性的应试教育向结构性的专业实践教育转变,强化培育新兴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外向型复合人才;另一方面,通过完善海外高端人才认定机制、奖励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以及来华创新创业促进机制等,加快海外高端人才的引进。同时,通过完善海外人才便利往来和签证居留政策、加快国际间执业资格的互认等,多渠道、多方式吸引海外高端复合型人才。

  (四)积极拓展服务贸易新业态、新制度,促进服务贸易创新发展

  强化服务贸易创新的动能,我国要抓住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这一关键因素,持续拓展并深化试点工作,可以从纵横两个方面同时推进。

  1. 拓展深化服务贸易试点工作。我国在横向上积极拓展服务贸易试点范围。目前,我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仅限17个,可以在数量和覆盖面上继续扩大试点范围,尤其应该在东部沿海以及西部“一带一路”节点地区积极推广试点经验。这是进一步扩大开放、促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我国应重视在纵向上积极培育试点地区的服务新业态、新模式,在现有产业制度功能的基础上,进行重点领域的服务贸易能力的拓展。一是依托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和保税监管区域,引导企业开展保税物流、临港中转、仓储、生物医药、电子产品和航空检测维修等服务,拓展服务出口功能。二是发展新型数字贸易,推动传统的跨境电商平台走出去,深度融合到国外社交媒体中,提高其跨境贸易的精准性和智能性;多元化拓展云服务模式和应用,在负面清单管理范围内,按照准入前国民待遇,吸引符合中国产业政策的外资企业经营高质量的云服务业务;依托数字技术,赋能传统服务贸易新业态,积极推进数字医疗、数字旅游、数字金融、数字教育等数字服务贸易的发展。

  2. 探索中国特色监管制度。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的发展也对我国现有监管制度提出更多的挑战。一方面,我国在数字贸易电子合同、保护数字版权、数字贸易金融服务、保护个人隐私等方面,要加快与国际通行规则及标准对标并接轨;另一方面,需要在数据跨境流动、数据安全、数字贸易服务税的征收、网络信息内容监管等方面,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监管制度和措施作为支撑和保障,以适应服务贸易的创新发展。

  (五)以供给侧改革提高服务品质,提升服务贸易国际竞争力

  提升我国服务贸易竞争力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单纯靠一时的政策红利刺激是不够的。我们必须从供给侧改革着手,提高我国服务贸易中高端供给能力,激发服务贸易发展的长期潜力;同时,从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出发,理性看待服务贸易逆差增长迅速的发展趋势,我们要重视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消费需求,特别是从提高服务品质、满足消费升级、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无论是在出国旅游和留学、境外医疗、金融和保险等生活性服务贸易领域,还是在研发服务、高端设计和知识产权等生产性服务贸易领域,将经历进口大规模增长的态势。对此,我们应避免过于追求短期扩大服务贸易出口的成效,而应拓实服务业产业基础能力,打造“中国服务”的国际品牌,从而增强我国在服务贸易领域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1. 提升我国服务业高质量水平发展。我国应从满足国内消费者的现实需求出发,引导外商投资流向金融和保险服务、医疗服务、教育服务、文化娱乐和体育服务等服务部门。这既可以提升中国服务贸易自身价值链,也能积极发挥知识产权的溢出效应,提升服务业整体向高质量水平发展。

  2. 提高我国服务贸易创新能力。我国应从发展新经济、新动能的新发展理念出发,注重采用新技术、新模式提升国内服务的创新能力,通过研发设计、定制化服务、国际市场营销渠道建设等措施的运用,实现低附加值服务贸易出口向高附加值服务出口转变,提高我国服务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3. 推动我国品牌走出去。从打造“中国服务”国际化品牌的切实要求出发,我国要利用好当前“疫情下”国际服务贸易发展的窗口期,加快重构因疫情中断的海外服务贸易产业链,依托国内已经提前完全控制疫情、提前复工复产的优势,关注海外因疫情中断的产业链,及时填补因疫情带来的新加坡和香港等在航运物流方面的空缺、美国和日本在医疗服务的空缺、美国在影视和游戏制作方面的空缺、印度在呼叫中心和数据机房服务的空缺,推动中国服务品牌走出去。

来源: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朱舒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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