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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农场更有效率吗?——基于理论与实证的比较分析
第一旅游网:www.toptour.cn      发布时间:2020-08-14      字号:【

        一、引言
  
  有效率的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诺斯,1999),家庭农场作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促进农业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现代化经营的有效组织形式。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从不同角度对家庭农场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家庭农场的存续问题。关于家庭农场的存续问题有两派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派的主要观点是小农的性质决定其无法与先进的生产力相容,雇工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场将取代以家庭为基本经济单位的小农场;另一派的主要观点是小农家庭农场具有强韧的生命力,能以其“农民生产方式”抵御资本主义的渗透而不会被资本主义所改造。黄宗智(2012)沿袭了恰亚诺夫的逻辑,认为面对三大历史性变迁交汇的现实,中国农业正在形成的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型的“新农业”家庭农场和适度规模的“旧农业”家庭农场将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主要力量。
  
  二是家庭农场的效率问题。农业生产监督和度量先天性困难使其对经营组织形式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家庭农场所具有的内在制度优势,尤其是其激励与约束机制,正好适应了农业所具有的劳动监督度量困难等特点。高强等(2013)也认为家庭农场经营体制具有不可比拟的经济效率和绝对优势,有利于农业的集约化、专业化、规模化、产业化经营。Jensen和Meckling(1976)发现,代理成本的存在使得家庭农场的效率要优于雇工经营的农场。
  
  三是家庭农场的规模与产出效率关系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前,各国的学者都坚信大农场能够更有效率地实行机械化、专业化和集约化生产。舒尔茨(1964)率先反驳了大规模农场更有效率的观点,Sen(1966)通过更细密的研究表明,随着农场规模的扩大,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明显下降,即后来被称为农业发展中的“IR关系(inverse relationship)”。Saini、Bardhan(1973)、危薇、杜志雄(2019)等也从不同的角度采用不同的计量方法验证了“IR关系”的正确性。
  
  综上所述,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家庭农场研究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多有价值的思想理论观点,对后续的扩展和深入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但是从总体上讲,国内学者对家庭农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仍有许多关键问题有待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比如,与小农户相比,家庭农场到底是不是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组织形式?能否成为农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的主导力量?家庭农场的经营规模与其产出效率具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些问题既是重要的理论命题,也是实践和政策需求命题,更是需要亟待展开系统和深入研究的重要现实课题。为此,本文将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以粮食类家庭农场作为研究对象,利用规模经济理论、专业化分工理论、契约理论等相关经济理论,构建家庭农场的基本理论分析框架,利用问卷调研数据对上述问题做深入实证研究。
  
  二、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理论分析
  
  (一)家庭农场是具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
  
  1. 家庭农场具有家庭经营的传统优势。农业生产对自然条件的巨大依赖是农业组织影响深远的、最基本的部门专属特征。农业生产通常需要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生产周期,这就决定了农业生产者必须结合农作物的生长特点,在农作物的不同生长阶段及时的投入劳动,农业生产组织的责任心、主动性和灵活性在其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而劳动者付出的全部劳动将最后体现在农作物的产量上,而不可能像制造业那样,分别计量和监督生产过程各个环节中劳动者付出的有效劳动的劳动数量、劳动强度和劳动质量。由于农业空间分布太广、劳动工种繁多、作业分散,使得对农业生产中劳动努力程度的监督变得十分困难,监督成本也极为高昂(罗必良,2004)。
  
  因此,农业生产的上述特性对农业生产组织提出了较高的要求。而家庭农场“天然为低”的管理成本有效地适应了农业生产的这些特性(胡新艳,2009),家庭作为一个特殊的利益共同体,拥有包括血缘、感情、婚姻伦理等一系列超经济的社会资本纽带,具备灵活的信息反馈和决策机制,更容易形成共同目标和行为一致性,在农业生产过程中不需要进行精确的劳动计量和监督,使劳动者具有很大的主动性、积极性和灵活性,最大程度的发挥“拥有者精神”。孙新华(2013)也指出:“只有让劳动者拥有全部剩余索取权才能彻底解决农业生产中的劳动监督问题。而符合这一条件的经营组织形式就是家庭。”
  
  2. 家庭农场能够以企业理念经营农业。徐勇、邓大才(2006)在深入分析经典小农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对当前中国小农的动机和行为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社会化小农理论,他们认为小农是理性的,其理性表现为“农户家庭追求货币收入最大化,缓解生产和生活消费膨胀的现金支出压力,小农家庭的一切行为围绕货币而展开”,而不像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相比于传统小农户,家庭农场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职业农民为生产主体,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以企业经营理念从事农业生产,按照成本效益核算方式对农业经营进行核算的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现代农业经济组织。因此,在利润最大化动机的激励下,家庭农场更加具有市场意识、现代经营管理意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对农业生产新技术、新品种、新设备、新管理方式等现代生产要素的需求更加强烈。家庭农场不仅要把土地产出率尽可能提高到最佳,也要兼顾到劳动产出率的均衡提高,通过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更新来实现最佳效益。
  
  3. 庭农场具有适度规模经济效应。李谷成等(2009)以1999-2003年湖北省农户数据为证据,利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实证分析了农户农业效率与耕地规模的关系,印证了森所提出的“IR关系”。李谷成等的研究深刻揭示了小农户农业经营的内在弊端,即目前中国一家一户的超小农户虽然具有土地产出的内部效率,但是却缺乏整体效率和外部效率: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约化、社会化水平无法得到有效提高,农业资源配置难以实现规模经济,无法有效降低农业经营成本,难以分享整个农业产业链上的收益。而家庭农场能够以边际成本递减的方式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式,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分工和专业化水平,使生产要素的投入水平达到最佳组合,降低农业经营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发挥出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克服小农经营的内在弊端。更为重要的是,家庭农场具有强烈的联合和合作的需求,使得他们容易联合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增强对抗农业龙头企业的市场力量,在整个农业产业链上获得更高的收益。
  
  (二)家庭农场是具备生态自觉性的农业经营主体
  
  在小农户占主导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小农户数量庞大、分散经营,管控农产品投入品安全的难度极大,不利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这也是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层出不穷的关键原因之一。对于那些无法直接感受到的包括农药、化肥、除草剂、重金属残留等农产品内在属性,由于种种技术因素农产品消费者往往无法知晓或者知晓成本过高,因此他们更为关注的是农产品的新鲜程度、大小、色泽、口感等一些可以直接通过视觉或者味觉感受到的主观属性,于是农产品消费者的消费导向也直接导致了小农户“更重视外观而忽视内在质量”的生产导向。即使消费者发现了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由于同类农产品生产者数量庞大且生产环节较多,造成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小农户也难以被直接追溯到。因此,在上述种种因素的影响下,小农户往往没有能力或者缺乏足够的激励约束机制向消费者提供质量安全的农产品。在这种背景下,我国部分地区农业生产形成了“大水、大肥、大药”的高消耗高投入模式,化肥农药等要素的长期过量使用严重影响了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
  
  相比较于小农户,在一定区域内,家庭农场经营规模大、示范效应明显,往往也是各级政府政策扶持、技术指导和培训服务的重点对象,也是各种先进农业技术设备的优先实验对象,而且他们整体文化素质较高,善于学习,科学种田水平较高。特别是他们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在使用化肥农药时会充分考虑成本收益问题,因此能够高效率的使用化肥农药而不会像小农户那样以产量最大化为导向不计成本的投入。在消费者对绿色、生态、安全农产品的需求日益提高甚至愿意以高价购买的大背景下,为了实现利润最大化,许多家庭农场积极转变农业生产方式,更加注重农产品的生态效益,更愿意为消费者提供品质优良、生态安全的农产品。
  
  (三)家庭农场是具备较强合作意识的农业经营主体
  
  从国际经验看,农民合作社兼具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等多种属性,在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农民教育以及民主政治等诸多领域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从我国农民合作社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效果却难以令人满意,面临着综合实力弱、辐射带动能力差、运作不规范等种种问题,甚至一大批农民合作社有名无实、虚假注册。以农民合作社发展情况较好的山东为例,据山东省2018年抽样调研,真正发挥合作经营功能的合作社只占到20%-30%,其余70%-80%的农民合作社根本就无法规范运转,属于典型的空壳合作社。“为什么这样一项农民受益的合作制度在我国无法有效运行”这一问题值得深思。按照现代经济学理论,合作是有成本收益的,而且一般来讲合作行为的长期总收益要大大高于合作行为的长期总成本。然而往往合作成本并不是平均分摊的,对一个个分散经营的理性小农户来讲,独自承担合作成本要远远大于合作的收益,此时他最理性的决策就是让他人承担合作的成本而自己搭便车享受合作收益,这就是典型的“个体理性所造成的集体非理性”,没有人愿意承担合作成本导致合作行为无法达成。从更深的层次看,即使有较高威望和公益心的个人、村集体、地方政府、农业企业等外界力量,承担了合作成本创办了农民合作社,但是对于户均耕地面积7亩左右的小农户而言,从合作行为中获得的收益不足以对其生产生活产生明显的改善,会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小农户参与农民合作社的积极性。
  
  与小农户相比,家庭农场土地经营面积较大,单位土地面积收益的小量增加或者成本的小量下降,对其总收入或者总成本都会造成较为明显的变化。而且从长期来看,参加农民合作社能够有效地提升家庭农场的市场主体地位,使其能够共享整个农业产业链条的收益,降低参与市场的交易成本。从上述经济激励机制看,理论上家庭农场应该具有较为强烈的合作意愿。一般来讲,家庭农场大多整体经济实力较强,在各级政府的大力扶持下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承担合作所需支付的成本,而且农场主大多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能够广泛动用各种社会资源,形成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综上所述,家庭农场不但具有强烈的合作意愿,而且具有达成合作意愿的现实基础,使得家庭农场领导小农户或者家庭农场之间联合起来成立农民合作社更加具有可行性,以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增强家庭农场和小农户在市场交易中的博弈力量,使他们在整个农业产业链条上获取更大的收益。因此,鼓励以家庭农场为核心组建合作社应该成为各级政府扶持农民合作社发展的重点,而且随着家庭农场的快速发展,真正为农民提供服务的农民合作社发展的“春天”终将到来。从现实发展情况看,在2016年1135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中,23.35%的家庭农场主是农民合作社的主要负责人,40.30%的家庭农场加入了农民合作社,这都充分说明了家庭农场参与农业合作的意愿和能力都比较强。
  
  (四)家庭农场是更注重产业链延伸的农业经营主体
  
  微笑曲线理论(Smiling Curve)认为,产业的价值链主要由处于上游的产品研发设计、中游的生产组装制造和下游的物流品牌营销售后服务三个环节组成。其中,处于价值链中游的生产组装制造环节技术含量相对较低、产品附加值不高,处于价值链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物流品牌营销售后服务环节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产品附加值也较高,于是产业的价值链就形成了一条中间低、两端高的U型“微笑曲线”。因此,向“微笑曲线”的两端拓展升级是提高产品附加值、获得较高经营利润的重要途径,只是简单地专注于生产环节是难以实现产业升级、获得高额利润的。对于大多数小农户而言,非农产业收入已经超过农业经营收入,成为他们的第一收入来源,并且随着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特别是“托管”“半托管”等服务的快速发展,小农户在农业生产大多数环节都能获得相应的农业生产服务,他们已经无需在农业生产上投入过多的劳动,大多以从事非农产业生产经营活动为主,也缺乏继续延伸农业产业链条的积极性。
  
  而对于家庭农场而言,他们中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于农资经销商、农产品加工商、农机服务大户等等,他们原本就是处于与农业生产相关的产业链条上,在从事农业规模经营后他们会更加重视农业产业链上的延伸,积极向农业附加值更高的“微笑曲线”两端延伸。比如一些家庭农场向周边农户提供农业机械服务、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业病虫害防治等生产性服务,其在农业规模经营中服务供给的特征也很明显,兼具农业生产者和服务供给者双重主体的地位,实现了农业生产性服务的溢出。在2016年1135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中,拥有插秧机且对外提供服务的农场占比为47.40%,拥有联合收割机且对外提供服务的农场占比为46.89%,拥有烘干机且对外提供服务的农场占比为70.97%。家庭农场兼具农业生产者和服务供给者双重主体的地位,是当前农业生产性服务市场发展滞后的结果,具有一定的市场合理性,有效地降低了家庭农场的农业生产成本,提高了家庭农场的收益水平,也较大程度的提升了农业生产服务业的整体水平,是当前农业专业化生产性服务市场的重要补充,而且在农业生产资料供给、农产品烘干、储存乃至农产品加工方面的服务功能将与其生产功能长期并存。
  
  三、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实证分析
  
  通过上述理论分析可以看出,家庭农场能够成为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的重要载体,是最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和政策目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然而,从实证角度来看,“家庭农场到底符不符合中国人多地少的特殊国情和现代农业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问题尚需进一步深入研究。本文将从比较分析小农户与家庭农场经营绩效和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经营绩效两个层次进行实证研究。
  
  (一)小农户与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比较分析
  
  1. 数据来源
  
  本部分数据来源于2015年初课题组委托山东师范大学学生对山东省泰安、菏泽、德州、聊城等中西部地区小农户与家庭农场的调研。为了便于小农户与家庭农场的对比研究,课题组特别要求参与调研的学生必须按照“经营面积为50亩以下的农户”和“经营面积为50亩以上的农户”进行1:1的比例进行调查。本课题共发放230份调查问卷,收回227份有效问卷,有效率达到98.6%。考虑到调查样本土地规模的分布均衡性和样本个数的分布均衡性,本文把小农户与家庭农场划分为6个组别,分别是面积为0-20亩(不含20亩,以此类推)、20-40亩(含20亩,以此类推)、40-60亩、60-110亩、110-200亩和200亩以上。其中,0-60亩大体上可认定为小农户,60亩以上可认定为家庭农场。经营面积为0-20亩的占比为32.60%,20-40亩的占比为16.74%,40-60亩的占比为17.18%,60-110亩的占比为10.13%,110-200亩的占比为11.45%,200亩以上的占比为11.89%。
  
  2. 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的标准选择
  
  农户本质上属于微型企业组织,同样面临着最优经营规模问题。针对农业生产的最优规模标准问题,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视角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如郭庆海(2014)认为农户最优经营规模应确保以下两点:从效率的视角看应该能够实现农户收益最大化,从收入的视角看农户应该能够获得与城镇居民(或外出务工农户)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张红宇(2014)提出了确定农户适度规模经营的三大标准:一是与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二是能够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三是能够确保经营者获得与当地城镇居民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林万龙(2017)认为,不能单纯的以生产收入来倒推农户最优经营规模,必须考虑农业劳动力转移数量这一现实约束,否则可能会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综上所述,张红宇从理论和现实两个角度提出了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的标准,是比较符合我国农业发展实际的。本文将在小麦生产调研数据的基础上,以张红宇提出的标准为基准,并综合考虑其它一些标准,通过比较分析家庭农场与小农户的生产经营状况来尝试界定农户最优经营规模。
  
  3. 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的实证分析
  一是农户最优经营规模要实现较高的土地产出率、劳动生产率和资源利用率。能够实现劳动、土地、资本、技术等农业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是对农户最优经营规模的基本要求。从表1可以看出,不同规模农户的小麦亩均成本分别为858.2元、850.31元、828.26元、811.02元、807.68元和852.97元,亩均产量分别为1098.35斤、1060.67斤、1000.84斤、1063.87斤、905.15斤和903.37斤,亩均净收入分别为490.09元、397.91元、362.11元、480.62元、310.71元和277.74元,亩均净利润率分别为57.11%、46.80%、43.72%、59.26%、38.47%和32.56%。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0亩以上家庭农场“大投入小产出”,明显缺乏效率;60-110亩家庭农场“小投入大产出”,效率较高;0-20亩小农户“大投入大产出”,110-200亩家庭农场“小投入小产出”,20-40亩、40-60亩小农户的生产特征不明显,无法准确的判断是否具有效率。从表2可以看出,不同规模农户小麦生产的综合技术效率分别为0.541、0.661、0.556、0.666、0.460和0.500,60-110亩的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最高,2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生产效率最低,20-40亩的小农户与60-110亩的家庭农场生产效率大致相当。综上所述,从生产效率的角度看,20-40亩的小农户和60-110亩的家庭农场都是有较高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
  
  二是农户最优经营规模要确保农户能够获得与当地外出务工农户(或城镇居民家庭)大致相当的收入水平。该标准主要是从机会成本的视角来探讨农户的最优经营规模。按照机会成本理论,如果农民专业从事农业生产经营,从短期看将失去在非农产业就业可能获得的收入,从长期看将失去成为城镇居民可能获得的非农产业收入。因此从机会成本的视角看,从短期看农户最优经营规模要能够保证农业从业人员获得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从长期来看要能够保证农户家庭获得与当地城镇居民家庭大体相当的收入水平。
  从表3可以看出,不同经营规模农户的劳均纯收入分别为19657元、31187元、25603元、40814元、49567元和101338元,2014年山东省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年收入为35580元,0-20亩、20-40亩、40-60亩的小农户与60-110亩、110-200亩、2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与山东省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差距之比分别为0.55:1、0.88:1、0.72:1、1.15:1、1.39:1和2.85:1。0-20亩、20-40亩和40-60亩小农户的劳均收入要低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60-110亩和110-200亩家庭农场的劳均收入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大体相当,200亩以上家庭农场的劳均收入要远远高于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收入。因此,从短期来看,60-110亩、110-200亩的家庭农场属于比较合意的经营规模范围。
  
  从调查样本看,不同规模农户的人均纯收入分别为9600元、17079元、15481元、22896元、26513元和52696元,2014年山东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9222元,0-20亩、20-40亩、40-60亩的小农户与60-110亩、110-200亩、2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收入的差距之比分别为0.33:1、0.58:1、0.53:1、0.78:1、0.91:1和1.8:1。0-20亩、20-40亩、40-60亩小农户和60-110亩家庭农场的人均纯收入要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10-200亩家庭农场的人均纯收入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大体相当,200亩以上家庭农场的人均纯收入要高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因此,从长期来看,110-200亩的家庭农场属于比较合意的经营规模范围。
  
  三是农户最优经营规模要能够与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相适应。此标准具有两个层面的含义。一是指农户经营规模不能过小,其家庭成员无法在农业内部实现充分就业,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只能转移到非农产业从事兼业化经营。从调查样本看,2014年不同规模农户的专业化率分别为28.9%、34.0%、37.5%、80.9%、86.2%和83.1%。0-20亩、20-40亩、40-60亩小农户的专业化率明显偏低,家庭成员无法在农业内部实现充分就业,因此没有达到农户最优经营规模。二是指农户经营规模也不能过大,超出了其家庭成员的劳动生产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范围。如果农户经营规模过大,他将面临以下两种选择:只是依靠自身家庭成员粗放式经营,这将无法实现生产要素的有效配置,农业生产效率难以提高;雇佣农业工人与家庭成员共同经营,如果雇工数量较少,其生产活动能够得到有效的监督,则适度雇工经营能够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但是如果雇工人数较多,其生产活动无法得到有效监督,雇工就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农业生产效率就会降低。因此,从整体上讲,农户最优经营规模应该与家庭成员的劳动能力和经营管理能力匹配,少量的雇工是有益的补充,但是大量的雇工则是无益的。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从生产效率的角度来看,20-40亩小农户和60-110亩家庭农场是比较合意的农户最优经营规模;从收入的角度看,短期内60-110亩和110-200亩的家庭农场是比较合意的农户最优经营规模,长期内110-200亩的家庭农场是比较合意的农户最优经营规模;从家庭成员生产管理能力的角度来衡量,60-110亩、110-200亩和200亩以上的家庭农场可能是农户最优经营规模,但是经营规模也不能过大。综合考虑上面三个标准,60-110亩的家庭农场是最有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是2014年山东省中西部地区小麦种植的最优经营规模。
  
  (二)不同规模家庭农场经营绩效的比较分析
  为了更为准确的把握全国家庭农场发展的整体情况,2014年农业农村部农村经管司委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发所开展全国家庭农场监测工作,目前全国家庭农场监测工作已经持续进行5年,监测样本覆盖31个省(市、自治区),按照随机抽样分层原则,每个省选择3个样本县约100个家庭农场。本文使用2016年家庭农场的监测数据。2016年全国共获得2998个有效样本,其中1964个种植类家庭农场,粮食类家庭农场1227个,占种植类家庭农场有效样本的62.47%;养殖类家庭农场418个,种养结合类家庭农场568个,其它类家庭农场48个。本文将以粮食类家庭农场为研究对象,剔除如土地经营规模过大、以雇工经营为主等的样本,最终获得1135个粮食类家庭农场有效样本。从表4可以看出,在1135个粮食类家庭农场中,平均经营面积为291.67亩,自有劳动力为2.87人,平均总收入为588592.99元,平均总成本为463446.58元,平均净收入为125146.40元,平均成本收益率为27%,亩均收入为501.78元,劳均净收入为50316.03元。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家庭农场总体发展形势良好,正处于平稳健康发展态势中,整体经营绩效较好。
  
  从表5和图1可以看出,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不断扩大,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收入整体上呈现出逐步增加到大幅下降的趋势,经营面积在700-8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收入最高,800-9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收入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成本呈现出与平均总收入大体一致的趋势,50-1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成本最低,700-8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成本最高,800-9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总成本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家庭农场的平均净收入呈现出与平均总收入、平均总成本大体一致的趋势,50-1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净收入最低,700-8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净收入最高,800-9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净收入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降低。从平均净收益率看,家庭农场趋势线比较复杂,100-2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净收入率最高,达到37.21%,然后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平均净收入率逐步下降,200-300亩家庭农场的平均净收入率降到20.36%,随后逐步增加到32.39%(400-500亩),又整体呈现出继续下降的趋势。
  
  从表5和图2可以看出,经营面积在50-100亩家庭农场的亩均土地产出率最高,为979.84元/亩,其次是100-200亩家庭农场的亩均土地产出率,为740.80元/亩,且随着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家庭农场的亩均土地产出率整体上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在800-900亩达到最低点,为255.38元/亩。“50-100亩家庭农场的亩均土地产出率最高”这一结论与“小农户与家庭农场经营绩效比较分析”的结论“60-110亩的家庭农场是最有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大体吻合,不同的数据来源产生了大体类似的结论,这两个结论得到了相互的印证。从平均劳动生产率看,随着经营规模的逐步扩大,家庭农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呈现出逐步上升的趋势,在700-800亩达到最高点,但是在800-900亩出现了大幅下跌。
  
  四、研究结论
  
  综上所述,从理论上讲,与小农户相比,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能够有效的实现资源要素的优化配置,是与市场机制兼容度更高的专业化农业经营主体;能够有效推动农业生产方式转变,与我国发展绿色生态农业以促进农业提质增效的长远目标相吻合;能够提高小农组织化程度,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促进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发展。因此,家庭农场是一种更高层次、更高效率、更可持续的最符合现代农业发展需要和政策目标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通过两个层次的实证分析说明,适度规模的家庭农场而非小农户是当前最有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然而在当前农业生产条件下,并非所有的家庭农场都是有生产效率的农业经营主体,如果家庭农场超出自身的经营能力范围也是同样缺乏生产效率的。当然,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属于一个动态演化的范畴,受到自然、社会、经济、文化、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不同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在同一国家和地区在农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也在动态变化。我国地域广阔,不同地区自然经济条件差异较大,农业发展也处于不同的阶段,在全国范围内划定一个通用的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显然是完全不可能而且不切合实际的,可行的途径是综合考虑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农业资源禀赋、农业发展阶段、农作物品种等诸多因素大体上测算出该地区的家庭农场最优经营规模。
  
  作者:王新志,山东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杜志雄,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学术顾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
  
  原文刊载于《东岳论丛》2020年第7期,有删节,参考文献及注释略

来源: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李宛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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