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第一旅游网!
当前位置: 首页 * 首页 * 专家
耿波 | 构建首都经济圈旅游一体化
第一旅游网:www.toptour.cn      发布时间:2020-07-10      字号:【

         4月29日,2020中国旅游科学年会暨第三届全国旅游管理博士后学术论坛在北京召开。会上,我院李仲广副院长宣读2020年中国旅游科学年会优秀会议论文名单,戴斌院长为优秀会议论文作者代表颁发证书。《首都经济圈旅游一体化的文化导向与实践》(作者:耿波)获得二等奖,全文如下:
  
  北京的区域辐射力,首先来自北京在中国华北区域经济体系中的经济枢纽地位。
  
  
  早在元代,北京在整个中国北方的经济枢纽地位就已初步形成。在元代,元大都的建立使北京从前此以洛阳为中心的宋王朝版图上凸显出来,确立成为中国北方的政治中心。不仅如此,在元代随着京杭大运河的开掘,北京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成为继西安、洛阳之后,第三个连通中国南北经济的枢纽城市。元代的北京,向北接通了内蒙及大西北地区,大量的内蒙与西域物产进入北京,特色产品琳琅满目,异域色彩异常浓厚;向南则顺京杭大运河与江南经济区来往频繁,运河沿岸的天津、河北、山东则成为运河经济的承接地带。因此,早在元代,围绕南北经济交往,就形成了以北京为中心,京、蒙、津、冀、鲁连成一体的“首都经济圈”。
  
  
  时至明清,南北经济交流日益频繁,商业贸易空前发达,山西晋商与徽商、浙商、闽商等地方商业势力迅速崛起,成为引领全国商业发展的主流势力,因其特殊的地缘关系,晋商买卖虽遍及全中国,而北京始终是其最大的聚散地,所以,在明清时期,山西在传统首都经济圈格局中扮演了领头羊的角色。民末至建国,因战乱频仍,民不聊生,首都经济圈的经济一体化格局遭遇重创,但山东、河北、山西等大量难民流入北京,形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经济一体化聚集。
  
  
  建国后,在中央集权经济的大背景下,首都经济圈的一体化特征并不明显。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经济要素的区域化聚集开始加速,时至今日,以北京为中心的首都经济圈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体系中的重要一极,其在中国地区经济发展所扮演的角色也越来越明晰。
  
  旅游行为就其社会属性而言包含两个层次,一个层次是产业层次,即旅游消费,在旅游作为消费的意义上,旅游对象要求能够满足人的感官欲望;另一个层次则是文化层次,在旅游作为文化的意义上,旅游对象则要求具备文化深度,能够承载旅游行为中人们的文化认同与寄托;文化认同因文化个体的不同而无限多样,而能够承载大多数人文化认同的对象则实现了文化共同体的构建。在旅游作为文化行为的意义上,通过旅游而实现了多样人群的文化认同,旅游成为人们实现文化共在的方式,即是“旅游共同体”。从世界旅游发展的趋势来,包含文化体验与认同诉求的深度旅游已日益成为当前旅游需求的主流,首都经济圈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高原地带,居民的旅游诉求也正在跨越或已跨越相对浅薄的感官旅游,向深度旅游前进。
  
  “首都经济圈”的文化共同性是从元代开始。在元代,随着元大都成为南北经济的枢纽,不同的地方文化迁移至此并发生碰撞,内蒙古草原文化、西域文化涌入城市,与顺京杭大运河北上的江南文化交汇碰撞,形成了元大都自成一体的城市文化;这种城市文化的主体特征,在于以城市水系空间为载体的官方文化、山林隐逸文化与市民文化的“多层、散点文化形态”。在今天,元代北京的城市文化遗迹散落在城市建筑、民居、习俗、口语等方方面面,成为掩藏在北京深处的另一个“北京”。
  
  
  到了明清时期,北京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更加巩固,商业发达更强化了北京的经济聚集特点,使得不同地方文化传统在北京的冲突更加多元而剧烈,其中,津、晋、冀、鲁因其与北京密切的经济往来和各具特色的地方文化特色而在明清北京多元文化冲突中特别突出,然而,明清北京城几乎所有地方文化传统都被整合在强大的皇权文化中,但这种整合并不是完全去掉其地方性,而是以文化拱卫的形式被置放于皇权文化的周围,朝向一个中心但又各自保持其地方特色,形成明清北京独特的“拱卫式文化形态”。这种以皇权或权威认同为中心的文化拱卫形态,形成于明清,持续至今,是北京城市文化结构最独特的地方。
  
  旅游行为是对产业需求的满足,更是对文化需求的满足,“首都经济圈旅游”的格局规划不能完全排除产业格局空间导向,但在产业格局的空间导向中文化空间应当成为“首都经济圈旅游一体化”的主体形态。所谓“文化空间”是指产生、传承文化并随文化的发展不断拓展自身的空间形态,“文化空间”的空间形态不拘一格,它产生了文化传统并随着文化传统的发展而不断拓展自我,就其本质而言,“文化空间”即是文化传承与发展的空间踪迹。“首都经济圈”是具有稳定文化传统的区域空间,围绕北京多样地方文化的游动与融合留下了形形色色的文化踪迹,这些文化踪迹以其确定的空间形态指点出“首都经济圈”中的文化“故事”,有情节有线索,正是当代游客从中寻觅文化踪迹、实现文化体验、构建文化认同的理想旅游载体。
  
  一是“首都经济圈旅游”的空间格局应是产业空间与文化空间相结合的空间形态。旅游行为是同时包含感官需求与文化需求的行为,这使得单一的“文化空间”实际上缺乏吸引游客关注的直接动因。在“首都经济圈旅游”中,产业空间与文化空间的关系应是前者作为旅游行为的“导向框架”,而后者则是实现产业空间深化、细化与组织化的“主体内容”。
  
  二是“首都经济圈旅游”的文化空间应凸显九大文化传统。文化空间即是文化传统传承的空间踪迹,“首都经济圈”作为具有稳定文化传统的文化区域,其中有八大文化传承所形成的文化空间特别值得注意,分别为“皇家文化传统”,包括北京故宫、颐和园等城市核心区的历史文物,以及向整个首都紧急圈延伸所形成的文化踪迹;“历史名人文化传统”,是“首都经济圈”范围内的文化与历史名人在区域中的活动踪迹;“宗教文化传统”,是“首都经济圈”中各种宗教活动流转所形成的文化遗迹;“地方民俗文化传统”,是该区域各种地方特色民俗所形成的文化形态;“商业文化传统”,主要是指各地围绕北京以及相互之间经济往来所形成的产业踪迹;“工业文化遗产传统”,主要指近现代以来在“首都经济圈”中洋务运动及当代工业发展所留下的文化遗迹;“北京新生文化遗产”,主要是指建国以来在北京因各种大型典礼活动所形成的文化遗产,其中最典型的如鸟巢、新央视大楼等等;“红色文化遗产”,主要是在近现代华北革命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生态文化资源”,是在“首都经济圈”中围绕自然生态而形成的各种文化行为。上述八大文化传统的共同之处,在于不是孤立地发生于一个地方,而是以流动的文化之线贯通于北京与地方以及地方与地方之间,都形成了典型的“文化走廊带”,这正是人们在旅游活动可追寻的文化踪迹。
  
  三是在“首都经济圈旅游”的空间格局规划中,内蒙古、山西与山东应成为格局规划中的重要成员。“首都经济圈旅游”的传统提法是“京、津、冀”,这一提法的依据其实是以城市间交通便捷为前提,并不特别科学;从“首都经济圈旅游”的文化传统发生来看,内蒙古、山西与山东应成为规划格局中的重要成员,因为“京、津、冀、鲁、冀、蒙”六省(市)并提才能凸显“首都经济圈旅游”的文化完整性。如前所指出的,内蒙古与北京之间的文化交流是“首都经济圈”文化传统生产的起步阶段;明清时期,商业发达,山西成为“首都经济圈”中商贸活动的助力,围绕晋商活动产生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清中叶之后,山东与北京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成为“首都经济圈”发展的主题基调,早在民国年间,北京城中有接近三分之一的商铺和小买卖都是山东人在经营,同时也将独特特色的鲁文化带入了京城,加入到“首都经济圈”的文化大合唱。将内蒙古、山西与山东纳入“首都经济圈”,才能真正使该区域的文化传统展现其完整性,“首都经济圈旅游一体化”的空间建构才能真正实现其文化导向。
  
  
  作者:
  耿波,博导,中国传媒大学教授

来源:中国旅游研究院 责任编辑:李宛洁
相关阅读 (关键词:旅游)
旅游度假区高质量发展的理性思考 2020-08-12
广西培训文化市场行政执法业务骨干 2020-08-12
国际游客减少 法国旅游业损失至少300亿欧元 2020-08-12
新活力 云南昆明至宁夏中卫旅游包机正式开通 2020-08-12
赴澳门旅游签注今起陆续恢复办理 2020-08-12

9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