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达·芬奇曾明确表达了视觉中心性的观点，认为“距离感官最近的感觉反应最迅速，这就是视觉，所有感觉的首领”。1839年，世界第一台照相机诞生，摄影技术的出现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观看方式，将日常生活中转瞬即逝的时刻转化为不朽的视觉图像。1900年，柯达公司售价仅1美元的布朗尼(Brownie)相机上市，是摄影大众化的里程碑产品，标志着摄影主体逐步实现从专业摄影师向大众业余摄影爱好者的转变，摄影作为现代文化的视觉媒介得以广泛普及。近年来，随着社交媒体和移动网络的大力发展，照片从“私人空间”转向“公共空间”，成为摄影者自我叙事表达和人际交往的有效方式。在当下这个“图像时代”(又被称为“读图时代”)，与摄影或图像相关的话题自然会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张图片胜过千言万语。一方面，人们倾向于拍摄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熟悉事物;另一方面，他们也追求奇怪、有趣、具有异国情调的陌生景象。旅游活动为人们追求陌生事物提供了契机，旅游者通过镜头“观看”和“拍摄”目的地的典型特征和奇异景象。因此，学者认为，旅游体验为视觉性质，照相机是现代旅游者的“身份徽章”，游客通过镜头积累照片。由此可见，摄影不仅是旅游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现代旅游者的常见行为之一。基于此，旅游摄影这一新兴话题，率先引起了西方学者的浓烈兴趣。1979年，人类学家Chalfen的文章《摄影在旅游中的角色：一些尚未揭示的关系》(Photography's role in tourism: Some unexplored relationships)开启了西方学界对旅游图像研究的大门。此后该话题引起了国外学者(如Albers及James、Urry、Scarles等)的热烈讨论，并形成了一批建设性的成果。国内学者刘丹萍详细梳理了西方学者在旅游者摄影心理及行为、东道主对摄影的态度、旅游凝视等方面的重要研究结论，并倡导国内展开对旅游视觉的研究。总体来看，与国外研究相比，国内对旅游摄影的关注度明显不够。不仅研究文献寥寥无几，对该领域研究现状进行系统梳理的文献也极为鲜见。为此，本文拟对国内外旅游摄影文献进行梳理和评述，以期为深入探索旅游摄影这一议题提供重要参考。
1 数据搜集及研究方法
1.1 数据搜集
为全面掌握国内外旅游摄影研究现状，本文通过以下三个渠道搜集文献。其一，通过中国知网(www.cnki.com.cn)搜集中文文献，采用“高级检索”方式，以“旅游照片”“旅游摄影”“旅游拍照”“旅游图片”“旅游自拍”“游客拍照”等为主题，限定“CSSCI”和“核心期刊”为文献来源，并逐一阅读，剔除会议论文、书评、报道性和说明性等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论文。其二，通过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和 Science Direct 数据库搜集英文文献，均采用“高级检索”方式，分别以主题字段和篇名、主题或关键词包含“travel photo”“tourist photograph” “tourism photo” “tourism photograph” “tourism photography” “tourist photo” “tourist pictures” “tourist selfies”等为检索条件，并逐篇阅读筛选，剔除书评、会议论文及与本研究主题不相关的文献等。其三，为防止文献遗漏，还通过阅读搜集到的文献，并提取文献中涉及到与该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献，以此进行文献补充。文献搜集截止时间为2019年9月10日。
以上3个路径共搜集到29篇中文文献和282篇英文文献(见图1)。其中，检索到的最早的中文文献和英文文献分别发表于2000年和1979年。从图1可见，1979-2004年，国内外旅游摄影研究数量不多且增长不大，2005年以后，西方学者对旅游摄影的关注度开始增加，且在2010年后快速增长，2018年达到39篇。与之相比，国内学者对旅游摄影的关注度较低，绝大部分年份的文献数量为0，且最高仅为7篇。
1.2 研究方法
综合而言，文献综述研究方法主要有文献研读法和数据分析法两种。文献研读法是传统文献分析方法，通过对搜集文献进行系统整理、归纳与总结，形成最终结论。数据分析法通常借鉴信息可视化分析工具(如Citespace、Refviz、HistCite)对学科知识领域进行总结。本研究采取传统文献研读方法，其操作方法为：对搜集的旅游摄影相关文献进行逐篇阅读、了解每篇文献的主要内容、核心结论与理论基础，并提炼出旅游摄影研究的子领域;其次，筛选旅游摄影相关高被引文献并重点阅读，从文献内容和理论进展两个角度进行详细回溯、梳理和总结，并进行述评。
2 研究内容
大众旅游与摄影均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同时兴起，相互联系，密不可分。在一定程度上，游客体验和遭遇大部分是通过镜头过滤的。因此，摄影在塑造旅游体验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已经得到学界认同。1979年，Chalfen首次对游客照片(tourist photography)做出明确定义，认为游客照片包括游客拍摄的照片和接待社区成员向游客提供的照片两大类，并从“游客类型与摄影行为及照片内容的关系”“适当/特定主题的文化差异标准和世界不同地区的相机使用习惯”及“东道主对被拍照的各种反应”三个角度，初步探讨了旅游与摄影的关系及摄影在旅游中的角色这两大核心问题。此后，Albers和James进一步展开论述，认为摄影是理解旅游意识形态的重要窗口，也是旅游中传播民族意象的社会建构介质。1990年，英国社会学家Urry出版《游客凝视》(the tourist gaze)一书，对旅游与摄影的关系进行了深刻探讨，认为游客凝视具有“反向的生活”性，人们通过凝视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景观和事物获得愉悦、刺激等体验，并搜寻适宜拍照的景物累积照片，将无形体验有形化。后续学者进一步指出，旅游摄影可分为官方以宣传及市场推广为目的进行的摄影(包括明信片及手册等)、游客摄影(快照)和由专业摄影师以旅游为主题进行的摄影三大类。无论照片是为游客创作还是由游客创作，它们均是视觉图像的重要构成领域，且旅游摄影在素材选取、表现手法、图像构思、符号化方式等方面独具特色。因此，旅游摄影这一话题引起了旅游学界的广泛探讨，其中旅游与摄影的关系、旅游者摄影和将照片作为一种数据资料三大主题是关注焦点。
2.1 旅游与摄影的关系
2.1.1 摄影在旅游中的功能
国外学者House等认为照片具有以下三大社交功能：记忆唤醒、关系维护和自我表达。摄影在旅游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借鉴House等人的观点，可将“摄影在旅游中的功能”总结为以下三点：其一，记录与证明。对东道主而言，照片是目的地视觉营销的有效手段;对旅游者而言，照片是记录旅游活动中异国情调、“其他”生活的重要方式。照片不仅是旅游者在目的地存在的证据，也是存储旅行经历的重要介质。摄影将无形体验有形化，旅游者通过相机“带走”美景，照片被当作纪念品，有助于旅游者构建并捕捉旅游记忆，为日后重温美好时光和分享经历提供了依据。由此可见，记录与证明是旅游者摄影的基本动机。其二，关系构建与维护。摄影本身具有社会意义，镜头对话有利于建立和加强社会关系。摄影既可当作游客与当地人接触的工具，也可加强游客之间的联系，而且集体照片也是构建群体身份的一种方式。进一步说，摄影不仅可以生产照片，也有助于人际关系的形成。其三，自我表达与管理。旅游照片为游客自我叙事提供信息，且相机是游客自我认同的积极表现工具，游客摆出与自我形象、梦想和成就相关的姿势。再者，游客也会以照片来表达个人身份和喜好。正如Belk和Yeh所言，游客拍照不仅是记录旅游体验的过程，更是自我叙述(self-narrative)的搜集过程，游客通过选择性拍摄来有意识地操控自我形象，以此实现自我形象管理。从这个角度而言，旅游者摄影更多是自我身份建构与自我表达过程，而非沟通。
2.1.2 学者对旅游摄影的辩证看法
长期以来，研究者对旅游摄影褒贬不一。对旅游摄影持消极态度的学者认为，游客是目的地和官方投射形象(projected image)的被动消费者和复制者，相机是游客复制和模仿刻板印象的工具，游客通过镜头进行视觉消费。游客旅游归来时所携带的照片与当初激发他们去旅游的照片一模一样。Albers 和James指出，游客无法逃脱旅游手册、明信片、旅游杂志等宣传材料预先形成的形象，游客摄影只是对媒体描述的复制和强化，甚至将带回与官方描述相似或相同照片的机会作为衡量旅游体验满意度的标准。Urry也认为，游客在旅途中搜寻并捕获曾经在宣传手册和电视上看过的照片，并在自己的摄影作品中呈现同样的形象，证明他们曾到此一游。在此过程中，游客重申了摄影作为一种意识来源的特权地位。学者对背包客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观点，发现背包客在他们的个人照片中复制了目的地标志性图像。Caton和Santos的研究更是对这一观点的有力佐证，他们以参与Sea项目的留学生为研究对象，研究发现，即使该项目旨在让学生接触国际环境并鼓励跨文化理解，但留学生拍摄的照片仍是对西方媒体描述的东道国及东道国文化的再现，在目的地的旅游经历并没有超越媒体的刻板印象，并进一步将旅游活动中的主客关系描述为传统/现代、主体/客体、主人/仆人、中心/外围、狡猾-懒惰/道德-勤劳等五类二元对立类型。Garrod通过比较，也发现旅游明信片和游客拍摄的图片间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还有学者指出，游客拍照促使旅游者将关注焦点放在摄像机镜头而忽略了被摄对象本身，这会影响游客对拍摄物体的记忆，即存在摄影损伤效应(photo-taking-impairment effect)，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了旅游体验。
对旅游摄影持积极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在摄影活动中，游客是积极的文化创造者和表演者，且相机是游客将旅游体验赋予个人意义的有效工具。Uzzell采用符号学方法，从显性和隐性两个角度展开分析，认为旅游宣传手册中的图片是为读者提供文化工具与幻想、构建意义与身份的工具，度假者是创造及维持意识形态和神话的积极参与者。Markwick通过分析明信片发现，虽然游客对马耳他的某些刻板印象仍然存在(如认为它是一个具有异国情调的“太阳和海洋目的地”)，但游客对马耳他的印象也在多样化。由此可见，不可否认，投射形象对游客摄影产生影响，但游客在拍摄照片时，也试图通过各种手段实现个性化。国内学者戴光全和陈欣也持有类似观点，认为摄影是游客表达个性化意义的手段，游客通过不同的拍摄手法赋予拍摄对象主观意义和情感。因此，旅游摄影不是单向、空洞和按照预先安排的实践，而是一场精心编排的、将具象与非具象结合的实验性表演，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也是点亮旅游体验的方式。照片和摄影打破了旅游体验前、中、后的分割边界，是渗透到整个旅游体验的复杂表现空间。
此后，Stylianou-Lambert指出，既要承认游客摄影具有高度的个人意义，也应看到地方文化建设、结构因素、社会、视觉习俗及摄影礼仪等对游客摄影的约束。因此，旅游摄影既可被看作是图像的被动再现和强化，也可被视为旅游者的主动自我表达，这依赖于观察者的视角差异。Paül i Agustí的研究支持了这一观点，以前往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的游客为例，发现游客在复制城市标志形象的同时，也拍摄了城市的新形象，证明了游客在一个城市的活动范围远超出官方推广的空间等。
2.2 旅游者摄影研究
随着相机及摄影技术的普及，摄影主体由专业/商业摄影师向大众业余爱好者转变，越来越多的游客在旅游活动中拍摄照片。因此，国内外积累了较多关于旅游者摄影研究的文献。基于此，本文从旅游者摄影行为、基于摄影的旅游者与东道主互动、旅游自拍三个角度，对旅游者摄影相关献进行归纳。
2.2.1 旅游者摄影行为
旅游者摄影行为包括游客在旅游体验中的摄影活动和拍摄后的照片处理/分享两大方面。Markwell开启了对旅游者摄影时间、空间、内容等的分析，研究发现，在拍摄时间方面，98%的照片为游览途中拍摄，且拍摄照片数量随着游览时间的延长逐步减少，游客角色逐步从旁观者转向参与者，对实际旅游体验的关注加深，且对拍摄照片更具选择性和鉴赏力。在摄影内容方面，不同类型游客拍摄的照片存在差异，这一结论与Chalfen的观点“游客类型影响摄影内容”相一致。有学者以照片中包含的旅游环境为基准，将照片内容划分为自然景观、人工景观、遗产和物质文化、旅游产品四大类。后续研究进一步将旅游摄影师划分为全局摄影者(global tourist photographers)、关注风景者(scenic)、细节搜寻者(detail hunters)和纪念碑爱好者(monument lovers)四类。同时，以“是否包含人物”为标准，将旅游照片划分为没有人物的照片、包含游客的照片、包含当地人的照片、包含当地人和游客的照片四大类。
照片分享可加强游客和观看者(audience)之间的联系，实时发布旅游帖子或分享照片，给游客带来更愉悦的旅游体验。随着社交媒体尤其是自媒体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游客通过社交网站平台在线分享照片，使照片分享从私人行为转变为公共行为，且潜在观众群体从亲朋好友扩展到陌生人领域。因此，对旅游者在线分享照片的探讨成为近几年的热点话题。在分享行为方面，Lo等学者率先以中国香港居民为研究对象，开启了对旅游者在线分享照片行为研究的先河。研究发现，89%的快乐旅游者(pleasure traveler)会拍照，其中41%的游客会把照片分享在网上，并讨论了照片在线分享的群体特征及采用的媒介等问题。此后，Lo和 McKercher进一步对该问题展开研究，提炼出游客在线分享旅游照片的五个阶段：分别为预生产(前期准备)、现场制作/生产(拍摄)、后期制作剪辑、编辑删减及发布、协调评论和被评论立场的不一致，并得出旅游照片在线分享与印象管理密切相关的结论。Konijn等研究发现，不同地理来源及组织形式的游客在照片拍摄及分享行为方面存在差异，独自旅行的人比结伴旅游者或背包客拍照更少。Prideaux等也分析了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及代际差异的游客在照片拍摄和分享行为等方面的差异。在照片分享内容方面，Nikjoo和 Bakhshi调查了在2012-2016年间，前往伊朗的国际游客在Facebook上分享的照片，研究发现，超过60%的照片没有人物;在有人物存在的照片中，多数只包含游客本人及其旅游同伴，34%的照片中只有当地人;在所有照片中，仅有10%的照片为游客和东道主合影。
2.2.2 基于摄影的旅游者与东道主互动
游客以临时访客身份进入陌生环境，对当地文化和生活饶有兴趣，并试图通过相机镜头记录最典型、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当地生活特征。Edensor将携带相机的游客形象地比喻成戏剧导演，他们以目的地为舞台，通过摄影行使“观看者”和“拍摄者”的权力，而同伴、当地居民和其他游客被当作戏剧演员。特别是当地居民，他们被视为抽象、匿名的“土著”和本土、原始文化的表征，成为了游客凝视的主要对象。然而，当地居民是活跃的，他们对被拍摄的各种反应表达了作为“被观看者”和“被拍摄者”的权力。因此，相机镜头将旅游者和东道主紧密联系。因此，基于摄影的旅游者与东道主互动也成为西方学界旅游摄影研究的重要议题之一，并引起了一系列关于权力、道德、伦理的讨论。本研究主要从当地居民对旅游者摄影的态度、由旅游者摄影引起的主客互动关系和旅游者摄影伦理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1)当地居民对旅游者摄影的态度
当地居民对旅游者摄影的态度可总结为逃避与厌恶、焦虑与冲突、舞台化真实等三个方面。第一，逃避与厌恶。当地居民不喜欢被当作拍摄对象或类似于旅游景点的其他物体。游客拍照虽是一个瞬时或短暂事件，但它生产出能永久保存的产品——可以被无数人观看的照片。因此，无论相机是否在运转，当地居民都有“被人看”的感觉，当相机对准他们时会逃避。同时，当地居民厌恶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被拍摄，并批评那些没有经过允许和同意就试图拍照的游客。第二，焦虑与冲突。照片具有潜在的公开性，当地居民无法控制照片流向，害怕照片被他人看到而遭受嘲笑或损害家庭荣誉。同时，受游客行为准则及意识缺乏、惩罚措施缺位等因素影响，当地居民也担心游客以偷窥和盈利为目的滥用照片。不过，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旅游者合影会让当地居民感到放松与自豪，但当游客合影需求影响其日常生活时，当地居民会感到不安和被打扰。当游客违反限制或禁止拍照的规定时可能会使当地居民产生怨恨，不重视或忽视当地的价值规范和敏感文化，可能引发社会冲突。第三，舞台化真实。旅游者摄影为东道主与游客进行交流和交换提供了机会。游客希望通过摄像机镜头拍摄他们想要的当地日常真实生活。当地人身着“典型”民族服装、摆出典型姿势或通过其他方式展现当地特色文化，成为异国他乡的化身和活跃的表演者，帮助展现这种“真实性”，并通过商业摄影获得报酬和就业机会。从这个角度而言，摄影使旅游者与东道主之间建立起一种互惠关系，并催生出“地方旅游空间”，当地居民在舞台上为游客表演他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这一现象被MacCannell称为“舞台化真实”(staged authenticity)。然而，尽管有人主张通过旅游摄影来赚取收入，但当地人并不满意他们的遗产被商品化。
此外，也有学者指出，现有研究大多从游客视角出发，并使用游客照片内容去解读当地居民对游客拍照的反应，但游客照片不能真实反映当地居民的真实感受，该从当地社区居民视角来分析这一问题。然而，目前学术界从东道主视角去分析当地居民对游客拍照的态度的文章寥寥无几，在后续探讨该主题时，应注重研究视角的转换。
(2)由旅游者摄影引起的主客互动关系
游客在凝视当地居民时，当地居民也会凝视游客。因此，旅游与摄影可以理解为社会互动。Cohen等率先将焦点从游客的物化凝视转向旅游摄影者与当地人的互动，探索主客语境下的旅游者摄影。研究认为，与其他社会体验相比，旅游时间短暂，旅游者和当地居民缺乏互惠(reciprocity)，从而使得旅游者摄影带有一定的剥削性质;同时，在相机镜头下，模糊性是旅游者与当地居民互动的核心特征，旅游者认为是单向实践，而当地居民认为是双向关系。Ghaderi和Béal将当地人与游客摄影师之间的互动划分为没有或极少互动、中度互动和高度互动三大类，研究表明，主客互动水平越高，当地人对被拍照的态度越积极，且当地居民在摄影交流中寻求高水平的互动。这与Hunter认为摄影压制了当地人的声音，游客摄影减少主客互动的观点不一致。Gillespie在对印度拉达克的研究中引入了“反向凝视”(reverse gaze)概念，用来描述旅游摄影师被当地居民凝视这一现象，并发现，“反向凝视”激发游客产生尴尬等不舒服情绪。也有学者指出，主客关系从单向凝视转向对话，强调了从“我-它”向“我-你”转变，有利于建立相互、平等、公正的主客关系，因此游客摄影为加强文化认同、激发当地居民自豪感和跨文化交流提供机会，在一定层面上反映出游客摄影对当地居民的积极影响。
(3)旅游者摄影伦理
在主客互动中，由游客摄影引起的伦理问题也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学者呼吁在游客摄影中要关注伦理、道德规范、责任与反思。2013年，Scarles引入“道德迷宫”(moral maze)的概念来分析游客摄影的伦理问题，指出游客在摄影过程中会与他人协商责任，并利用一系列摄影策略来应对道德困惑，如隐私与许可(获得同意和许可的道德规范)、一般场景和公共空间、暗中拍照(sneaky shots)等，但旅游者的道德考量受局部知识、主观解释和自我与他人的反身表现所束缚，导致旅游者摄影行为的不确定性。此后，Höckert等学者借鉴“为他者而生”的伦理学思想，从“他者”的脸面出发，研究发现，游客的拍照意愿和东道主对被拍照的潜在负面情绪之间的矛盾是出现“道德迷宫”的原因，并阐述了三种拍照策略，即自由拍摄、从远处放大、请求许可。Höckert等进一步指出，游客拍摄策略和相机使用决策不是基于明确的、预先规定的行为准则，而是基于主客之间的社交情况、关系和面对面的约定。因此，虽然游客摄影是旅游者窥视欲(voyeuristic)、占有欲(acquisitive)和权力的表达，但拍照并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权力，受伦理、道德规范等约束和影响。这一观点在对旅游摄影的研究初期就已有明确表达——游客摄影在目的地完全自由是少见的。当地居民并不愿向游客展示所有生活空间。Cahyanto等学者使用反身摄影(reflexive photography)对印度尼西亚居民所作的研究支撑了这一观点。研究发现，当地居民愿意分享其生活方式、环境特征、建筑结构、人、艺术及仪式，但不愿将墓地和清真寺展现给游客。因此，对于什么能够被“看见”和“拍照”，当地居民有更强的控制能力，当地居民通过创建“后台区域”(back regions)建立起隐私空间，阻止游客进入。
2.2.3 旅游自拍
自拍是展现自我的潮流。2013年，“selfie”(自拍)成为《牛津词典》年度热词，并对其解释为“一个人给自己拍摄的照片，尤其是指利用智能手机或网络摄像头拍摄，并将其上传至社交媒体的照片”。“旅游自拍”为近几年的新兴研究话题，它被视作新的摄影形式和旅游观赏方式，是游客凝视焦点从目的地转向自身的表现，具有他者化自我、程式化表演自我和生产/消费自我三个特征。社交媒体是个人创造、操纵和管理自己理想化身份的舞台，也是游客展现自我的渠道。旅游者通过社交媒体分享精心挑选的自拍照，以此获得关注和反馈。可见，旅游者通过自拍实现自身形象管理。Prideaux等的研究也表明，朋友、风景和自拍是照片的前三类内容，自拍模糊了现实自我和幻想自我之间的界限，个人通过精心设计的造型/姿势和编辑修改图像等手段，以此展示完美自我。这与Kim 和Tussyadiah的研究结论一致。同时，国内学者殷章馨和夏赞才进一步将旅游自拍需求总结为情感体验、自我展示和社会交往三个维度。在当代旅游中，自我比目的地更重要，人们认为旅游体验对自我发展、个人成长或自我发现具有潜在作用。因此，人们将目前的旅行状态称为自拍时代(selfie era)。由此可见，旅游自拍或逐渐成为旅游体验的核心组成部分，应引起学界关注。
2.3 旅游照片作为一种数据资料
1988年，Albers和James阐述了将旅游照片作为数据资料的两种途径。一方面，旅游照片可作为理解旅游摄影形式、意义和过程的基础数据。学者们对此做出了许多有益探索，如运用内容分析、符号学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摄影在旅游中的功能、游客摄影行为、游客照片内容等多个主题;另一方面，旅游照片可作为阐述/分析旅游体验和所涉及的旅游环境的补充数据。如学者使用游客受雇拍照法(visitor employed photography，简称VEP)、照片诱导法(photo-elicitation)、Q方法等展开一系列研究，以此来探讨游客体验、评估城市访问量和测量游客感知等。虽然这些方法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相对耗时耗财，且受样本容量的限制使得研究结论缺乏普适性。Web2.0催生旅游2.0出现，互联网平台为游客实现社交互动和信息交换提供了可能，用户生成的在线数据(包括文本数据和照片数据等)极大丰富了旅游研究的数据来源，特别是对旅游照片的视觉内容分析，是探索游客对目的地认知和挖掘游客行为的有效途径。因此，可从以下三方面对在线照片数据展开研究：对照片嵌入元数据(如位置、时间等)的研究、对照片内容本身的研究和对图片所附文字的研究(如标题、描述、标签等)。对于前两类研究，目前学术界已取得了较大进展，且主要聚焦分析旅游者行为和旅游目的地形象两个视角，而对图片所附文字的研究，学界目前较少涉猎。
2.3.1 旅游者行为
对旅游者行为进行分析可为旅游目的地管理提供参考。随着照片共享社区的出现，许多游客选择将照片发布到互联网上，这些照片通常附带有拍摄地点、拍摄时间、上传用户基本资料等信息，故被称为地理标签照片(geotagged photo或georeferenced photo)。与其他照片数据相比，地理标签照片具有降低数据获取的难度和成本、克服样本容量的限制等优势。因此，充分利用地理标签照片嵌入的元数据信息，从大数据视角了解旅游者的时空分布、旅游偏好、兴趣点等行为，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国内外学者基于地理标签照片对旅游者行为的研究大致可归纳为两类。其一，基于地理坐标信息探索游客的空间分布特征，以此发现游客兴趣区域(AOI，area of interest)、兴趣点(POI，point of interest)和地理偏好和景观偏好，预估景点受欢迎程度和吸引力、客流量估计、识别旅游热点等。此类研究主要使用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简称GIS)、聚类分析和关联规则挖掘分析等方法。其代表文献有：Wood等使用Flickr上的照片估计世界836个娱乐场所的访客率，并推断游客来源;Lee等提取了游客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的兴趣点;Giglio等对意大利六个城市各旅游景点的吸引力进行分析;García-Palomares等基于欧洲8个城市，对游客和居民空间活动进行对比分析等。其二，基于地理坐标信息和时间序列数据描绘旅游者时空行为，包括总结游客的POI空间格局和移动轨迹、数字足迹、多目的地旅游行为等。此类分析主要使用密度聚类(包括DBSCAN、P-DBSCAN等)、社会网络分析法、马尔科夫随机链等方法。代表性文献有：Zheng等考察了与景点区域(RoA)相关的游客移动模式和不同游客的旅游线路拓扑特征;Mou等首先使用DBSCAN聚类算法提取游客兴趣区域AOI，再运用复杂网络理论中的几个关键指标(节点度和权重、平均最短路径长度、聚集系数)分析了中国上海的入境旅游流结构;杨兴柱等将游客路径轨迹分为单节点轨迹、区域内部轨迹、区域间轨迹3种路径方式等。
基于地理标签照片挖掘游客时空行为，其研究区域既包括小尺度的景区景点，如意大利白云岩自然保护区;也有中等尺度的旅游城市，如国外的昆士兰、马德里及其欧洲其他城市，中国大陆的南京、上海、呼伦贝尔、北京和中国香港等;还包括大尺度的一些地区和国家，如对在奥地利多目的地旅行的游客、中国入境游客的时空行为的探讨。总体而言，对微观旅游景区、中观旅游城市的探讨较多，而基于宏观国家(地区)层面的旅游者时空行为研究较少。在研究数据上，基本数据主要来源于Panoramio和Flickr这两个国际化的综合性社交平台。有学者指出，不同社交平台在反映游客的旅游活动方面有所区别，如Panoramio主要体现游客的观光活动，而Foursquare和Twitter更多与旅游者的消费和住宿需求连接，因此仅用一个数据源来分析游客时空行为不够全面，可考虑同时使用多种数据来源。再者，现有不少文献基于地理标签照片分析中国游客的时空行为，但目前采用中国本土照片分享平台数据的文献偏少。
当然，也有研究者对使用在线分享照片作为数据来源表示怀疑。原因在于：其一，不是所有游客都会利用社交网络分享照片，因此分享照片的游客不能代表整个游客群体;其二，游客会从一组拍摄的照片中筛选分享至社交平台，其分享的照片不能代表游客所有拍摄的照片。因此，在线分享的照片经过双重过滤，不能完全反映旅游者的时空行为。不过，有证据表明，游客在Flicker上分享的照片与游客在旅途中所拍摄的照片相吻合。因此，将在线分享照片作为数据来源，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2.3.2 旅游目的地形象
目的地形象既影响游客对目的地旅游的选择决策、认知和行为，也对游客体验和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照片作为目的地形象的浓缩，对旅游目的地宣传营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政府和营销组织通过明信片、宣传手册、杂志等官方宣传材料，形成目的地投射形象，以此激发旅游者的兴趣及偏好。因此，以官方宣传照片为数据资料，分析目的地视觉形象是早期学者的关注重点，如对马耳他、印度、首尔及多个目的地视觉投射形象的对比分析等。Bhattacharyya通过对旅游指南的分析，发现印度官方对目的地形象的塑造主要强调昔日荣耀和异域风情。Galí和Donaire对反映西班牙赫罗纳城市的旅游指南进行分析后发现，旅游目的地形象具有连续性，同时也会发生某些变化。也有研究表明，旅游照片能够揭示游客对目的地的情感评价，以自然资源为特色的照片反映出游客在目的地的愉悦体验，以文化、历史和艺术为特色的旅游照片与目的地品质相联系。该研究结果为旅游宣传照片的拍摄和选择提供一定指导。然而，也有学者对目的地视觉投射形象提出了质疑。例如，Hunter认为，目的地为了实现最完美展示目的，有意抹除视觉上不受欢迎的景象，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目的地转化为标准化商品，有损目的地形象的多维性。
在自媒体时代，每位游客都可通过网络分享图片或文字，以此表达自己对目的地的凝视。与官方推广内容相比，用户生成内容(usergenerated content，简称UGC)由游客主动无偿提供，具有公正性，更加可靠和值得信赖。如Kim和Stepchenkova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游客拍摄的照片会影响潜在游客对俄罗斯的态度和访问意愿，有力佐证了“游客生成照片对旅游目的地形象产生影响”这一论点。因此，由官方营销方单一构建目的地形象的格局被打破，逐渐演变成由官方和游客共同构建目的地形象的格局。基于此，部分学者开始关注旅游者对目的地的感知形象(perceived image)，并对比与官方投射形象之间的差异。众多学者对秘鲁、中国台湾、首尔、贵州、中国、阿拉伯、日本东京、京都和大阪三大城市、美国部分城市、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等案例地的探讨，说明了目的地官方投射形象与游客感知形象间的差异。如Stepchenkova和Zhan将旅游照片划分为自然景观、人文、生活方式、传统服饰等20个类别，并发现，旅游者更偏向于关注秘鲁居民的日常生活，而目的地旅游营销机构(DMOs)更注重推荐秘鲁特色文化、传统和艺术。Song和Kim进一步将照片划分修订为13种类别，分析了日本三大城市游客感知形象与DMOs投射形象之间的差异。Michaelidou等研究表明，游客更关注台湾文化及地方特色美食，重视台湾古老的形象，而官方推广的台湾视觉形象则以自然和近现代台湾影像为主。黄燕等研究表明，官方网站更倾向多方位去推广旅游地形象，而游客更加注重旅游体验，对目的地的“观看”呈现出“以自我为中心”的特征。也有学者认为，游客对目的地感知形象的范围超出了官方宣传范围等。
也有学者尝试使用多种数据形式来分析旅游目的地形象。Zhao等学者认为，文本和照片为相互解释关系(mutual interpretation)，他们以游客在中国社交平台——微信朋友圈发布的照片和文字为研究资料，分析了游客对张家界的感知形象。研究表明，虽然不同游客对张家界的认知存在差异，但在“张家界是具有丰富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山地型旅游目的地”这一观点上达成共识。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游客对目的地感知形象的一致性，证明了以UGC作为数据分析的有效性。也有学者对比分析了游客生成内容(Tourism Generated Content, 简称TGC)和官方旅游组织(National Tourism Organization，简称NTO)提供的视觉及文本资料差异，得出了TGC资料(尤其是照片内容)在表达情感属性方面更加有效的结论等。
